全球化與互聯網時代的疊加給中國社會治理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在很多時候我們感受到兩個因素的隱約沖擊，一是境外勢力插手，二是國內輿論的炒作。

　　一段時間以來，官方一些機構習慣於在談論工作困難時突出這兩個因素，有些部門甚至把它們作為本單位工作不利的主要原因加以總結，這樣的情況如果多了，就可能誤導人們對問題本質的認識。

　　應當指出，西方社會對中國政治制度存在嚴重誤解和偏見，加上地緣政治競爭的作用，導致一些敵視中國的力量不斷在我國境外出現。隨著互聯網成為中國社會運行的中心介質之一，傳統媒體和網絡社交媒體聯合聚集公眾注意力的能力不斷凸顯。恰在這時，境外一些勢力得以借助互聯網更方便地向中國社會滲透政治主張和價值觀，這一切組成了中國現代社會治理新的現實條件。

　　假設中國能夠把境外勢力的影響阻斷在“國門之外”，而且我們能夠在全面使用互聯網的時候，將它帶來的輿論炒作負效果過濾掉，恢複前互聯網時代的輿論秩序，那么中國治理或許會輕松得多。

　　然而世界已經變了，中國社會治理必須正視新的現實。境外勢力已不再是什么特殊的插入性因素，它隨時都在，並且其所釋放的影響很多是無形的，難以像捉鬼那樣逮住，關進籠子裏。我們同境外勢力的鬥爭並非都能分解成一場場具體戰役，那些在每一件具體事情上都試圖描繪境外勢力幹預路線圖的做法未必是准確的。

　　中國除了與那些境外勢力鬥爭外，更多要立足於同它們競爭。而這種競爭的基本方法就是自強，認真、坦誠解決自己的問題。當我們工作效果不理想，或者出了較大麻煩時，如果第一時間就把主要原因歸於境外勢力插手，而不認真反思自身的失誤和不足，這會引偏我們開展修正或者補救努力的方向，甚至錯上加錯。

　　在現實中，確有一些地方和部門在出了極端事件且處置不力時，把境外勢力插手作為事態惡化的關鍵原因進行宣揚。人們有理由懷疑它們這樣做是為了淡化、掩飾自己工作的不利，推卸責任。

　　對待“國內輿論炒作”這個問題，道理幾乎是一樣的。一定程度的所謂“炒作”是媒體的天性，認為很多工作可以在毫無輿論“幹擾”的情況下進行，這是一種幻想。現在有的地方在出了問題後，第一個反應就是試圖阻止媒體報道，一旦處理不當，就遷怒於媒體，宣稱是媒體炒作導致了不良局面。這種邏輯的蔓延對全社會總結經驗和教訓相當不利。

　　全球化時代的境外勢力就遊蕩在我們面前，輿論炒作就像空氣中飄著的淡淡霧霾。它們常態化地附著到大多數敏感事件上，一些內在的缺口和差錯會導致它們的集中爆發。所謂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發現並處置內因應當是我們著力的首要方向。

　　我們當然要與極端的境外勢力開展較量，了解它們對華發難的種種手段。社會也要對互聯網時代的媒體活動加以管理和引導。但這些都不應影響我們立足以不斷自我完善而實現自強、直至最終勝出的總戰略。

　　不以盲目防范境外勢力破壞作為工作軸心，我們就能更大膽地對外接觸，從不斷對外開放中受益。不以避免媒體炒作的任何幹擾為目標，我們的工作計劃就會更切合實際，經得起各種突發因素的考驗。媒體的空間大了，它們當中就將湧現出能與西方主流媒體分庭抗禮的力量，這實為中國國家利益的一項急迫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