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進入「後政改」時期，香港政治出現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一方面，某些親反對派學者提出以「本土主義」為思想基礎的政治主張；另一方面，反對派政治團體卻無法就「本土論述」取得共識。

　　7月26日，「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所謂「飯盒會」舉行「後政改」第一個「退修會」，商討「佔中」運動後香港政治形勢以及「泛民主派」定位。在「後政改」反對派行動綱領上，取得了重要進展——在全港18區每一個區成立「泛民主派會議」，以團結「泛民主派」地區工作者和支持者；在即將來臨的第五屆區議會競選上，只要槍口一致對準建制派，「泛民主派」都可以合作。然而，長達8小時的「退修會」以大約一半時間用來討論「泛民主派」對於「本土論述」的定位，卻未能取得一致立場。

　　「本土論述」與現實相矛盾

　　與此同時，由20多位青年學者合著的《香港革新論》面世，為「後政改」香港制訂「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的「香港自治路線圖」。

　　8月5日，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方志恒在《明報》發表《建構新本土民主論述》稱：短期綱領是革新保港，中期綱領是民主自治，長期綱領是永續自治。「長遠而言，民主運動應建構和捍衛我城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主體性』，以維持香港自治地位的正當性，爭取實現超越2047年的『永續自治』。當中包括把握『二次前途問題』機會，爭取重新制訂一個能充分體現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新憲法，透過全民投票機制，給予新憲法正當性。」

　　親反對派學者拋出洋洋灑灑的宏論，頗具邏輯性，似乎為香港指點清晰前程。耐人尋味的是，面對如此自我陶醉的「新本土民主論述」，反對派政治團體竟然商討後無法接受為共同立場。

　　因為，親反對派學者是紙上談兵，反對派政治團體必須面對現實。現實是：香港已然回歸祖國，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已形成不可逆轉也不可阻擋的一體化大趨勢。但是，「本土主義」口口聲聲香港「我城」，似乎1100多一點平方公里面積、700萬人口的香港能夠自力更生。

　　香港既然是「城」，就從來不能自力更生。1841年起，長時間主要以轉口貿易為生。上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依靠西方經濟。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回歸祖國之後，越來越依靠國家。

　　所謂「革新保港」，不僅欲擴大香港本地的「拒中抗共」力量，而且欲「推進『民間外交』（建立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南公民社會』，為香港爭取國際社會支持）」。這意味著所謂「新本土民主論述」不排斥同「臺獨」合流。

　　反對派難獲共識

　　在長遠而言，「新本土民主論述」欲修改《基本法》來確保2047年以後香港「永續自治」。這意味著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必須被遏制甚至逆轉。盡管「新本土民主論述」自我標榜不同於「港獨」，但是，口口聲聲香港人的主體意識，「爭取重新制訂一個能充分體現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新憲法，透過全民投票機制，給予新憲法正當性」，不就是同「港獨」惺惺相惜？！

　　親反對派學者可以在自己描繪的圖畫中孤芳自賞，頗為自得。但是，反對派政治團體不得不精心計算選票而不能生活在象牙塔中。如果反對派政治團體敢於將「新本土民主論述」做今年11月第五屆區議會競選和明年9月第六屆立法會競選的政治綱領，那麼，可以斷言，他們必定失去大量選票，不僅中間選民會反對他們，即使傳統支持者中也會有一些人同他們分手。

　　這些年來，在反對派政治團體中，公認「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不是高舉「港獨」或「類港獨」的旗幟，而是罵中央和特區政府來爭取選票的。

　　而今，反自由行等排斥內地的激進行為已導致香港零售業的蕭瑟景象，激發有關業界和大多數香港居民不滿。反對派政治團體怎能采納親反對派學者的「本土論述」？

　　反對派在「本土主義」上是精神分裂的，其政治團體困擾於「本土主義」與香港現實的矛盾，其知識分子則沉浸在「新本土民主論述」的幻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