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流深

　　電影《刺客聶隱娘》上映之后，意外引發電影「女性主義」OR「反女性主義」的爭論。在劇中，武功高強的聶隱娘最終放弃了可以輕而易舉刺殺表哥、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的機會，也錯過了得以匡扶朝廷、重振家族的機會。反對者說，聶隱娘最終放弃刺殺，推翻了其之前辛苦樹立的俠客形象，是將女性與俠客精神與職業素養對立起來的一種狹隘的男性視角;而支持者則認為，聶隱娘最終選擇情感和生活，恰恰是跳脫了由男性一直主導和塑造的「家國敘事」圈套，可以說是對男性秩序的一種最好的蔑視和反抗。

　　女性權力誰來維護

　　關於電影的解讀，從來都是見仁見智。但若是跳出電影本身，這兩種觀點更直接反映的，或許是當今中國女性所面對的兩條不同的選擇路徑：是在已經成型的社會體系之中，為女性爭取更高的權力和地位?還是重新建立起一整套基於女性特徵的全新意識形態話語?在筆者看來，無論哪一種選擇，其核心都是一樣的：對「自由選擇權」的爭取。但正是這樣的爭取，由於破壞了傳統的權力結構，毫無意外地招來了眾多男性的冷嘲熱諷。在一篇網絡上熱傳的帖子中，作者在開頭就「義憤填膺」的指出，「當代女權主義的兩大產物：婊子和滅絕師太」。

　　筆者身為男性，曾經也對女性主義懷有多少「不明就里」的敵意。但在一次有多名女性朋友到場的飯局中，筆者驚訝地聽到在座的幾乎所有女性朋友，都曾經或多或少地受到過性騷擾的對待。而更加令她們痛苦的是，在對男性友人抱怨性騷擾遭遇時，他們會恬不知恥地發出諸如「受到性騷擾你會感到很開心吧」、「還不是因為你穿著太暴露」之類的冷言冷語。在她們看來，這樣的話語暴力，其傷害力甚至遠遠超過了性騷擾本身。正是因為這樣的詭辯不僅將男性的施虐行為進行合法化，更是試圖在用一種無形的「語言權力」進一步限制女性本就少得可憐的選擇權力，逼迫著女性重新回到那個困守家庭的傳統女性角色。語言學家惠特尼曾說，「語言就是一種社會制度」，我們卻用制度來傷害社會。

　　聶隱娘的幸運在於，在面對暴力威脅的時候，她擁有足以反抗與制衡的力量;在面對道德的綁架與裹脅的時候，她又擁有足夠堅定的自我立場和超然的意識形態選擇。只能說，用「女性主義」與否來定義聶隱娘，顯然是一種南轅北轍的「話語懶惰」，但無疑，聶隱娘卻為中國的女性，活出了一個精彩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