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18年了，但是，相當一部分香港的中國籍居民依舊不承認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這些年每年都進行的關於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反覆問4個問題：「你是香港人？」、「你是中國人？」、「你是香港的中國人？」、「你是中國的香港人？」，答案是相容的，卻總有一部分受訪者只選擇「我是香港人」。

 

 

　　我一直不明白「香港的中國人」與「中國的香港人」究竟有何重要差異，也許從中文修辭角度理解，二者側重點不同，前者側重「中國人」，後者則強調「香港人」。

 

　　我曾不止一次地向內地居民說香港關於身份認同的上述問題。為便於他們理解，譬如，對主要來自上海的內地居民，我會向他們提問：「你是上海人？」、「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的上海人？」、「你是上海的中國人？」我得到的回應，不是哄堂大笑，不以為然；便是不明就里，陷入沉默。

 

　　為什麼香港對國家的認同成為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扼要的回答是：香港受英國殖民管治逾一個半世紀遠，而回歸才18年，傳統根深蒂固不易改變。然而，深入分析就發現情形較扼要解釋復雜。

 

　　8月30日，《立場新聞》「社會」欄發表方禮倫題為《借來的空間：殖民心態讓人們無法以香港為家》的文章。方禮倫是「香港身份計劃」的創始人，他在文章中記述了他與一位接受「香港身份計劃」訪問者的對話。後者是一名混血兒，在香港的家族史可追溯至19世紀晚期。雖稱不上家室興旺，但在香港的發展還算一帆風順，如今留居香港的家人生活舒適。

 

　　方禮倫寫道：「我問他用哪種語言訪問比較舒服，因為他生在雙語家庭，粵英兩語皆是他的母語。他最近習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我注意到他稱其為『普通話』而不是『國語』——卻根本不把它列在考慮範圍之內。我們決定用英語進行采訪。」文章引述那位混血兒一句話——「『我父親曾說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他回憶道。因為這句話，他認為香港永遠無法成為『家園』。」

 

　　不僅西方長時間教化深刻影響香港的中國籍居民，而且，回歸後依然存在的「有形邊界」和「原有制度50年不變」，約束相當一部分依戀西方的香港中國籍居民改變身份認同。

 

　　耐人尋味的是，方禮倫文章的標題只寫「借來的空間」。作者是否隱含著一種顧慮：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不斷拓展，對於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來說，「50年不變」變得彌足珍貴？

 

　　這樣的心理和情緒，正是「本土主義」溫床。不引導這樣的心理和情緒轉向全面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制」，勢必讓反對派趁機引導「本土主義」向「分離主義」轉變。

 

　　最近，鼓吹「革新保港、民主治港、永續自治」的青年學者，他們在「九七」前生活的時間不長，而且處於少年，受「借來的時間」影響不深。他們的動力來自「借來的空間」。所謂「永續自治」就是企圖變「借來的空間」為「自己的空間」。

 

　　誰來「永續自治」？「民主治港」是「永續治港」的前提，自然是「還政於民」由「香港人」自己來永續自治。所謂「香港人二次命運抉擇」的底蘊就是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試想：按那樣一種方向和目標來展開思想演變和政治演變，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增強國家觀念嗎？

 

　　所以，既必須正視英國殖民管治歷史阻礙香港增強國家觀念，更必須重視香港現實狀況抑制香港增強國家觀念。

 

　　自2003年CEPA簽署以來，香港重視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是基於「利益」；當兩地交往給香港帶來不可避免的暫時和局部的負面影響，例如，當向內地輸出奶粉影響香港嬰兒對奶粉需求、內地婦女前來香港分娩影響香港孕婦對相關醫療服務需求時，便推行所謂「香港居民優先」甚至「香港永久性居民優先」的政策。

 

　　實踐證明，不將香港與內地由「利益共同體」提升至「命運共同體」，就不能妥善協調處理兩地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矛盾，更不能引導香港的中國籍居民樹立和增強國家觀念。（周八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