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屏礎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與民主黨的正副主席會面，接著又在北京會見了湯家驊，傳達了一個正面的信息，只要承認《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不和中央對抗，反對派也有發展空間，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中央願意和他們繼續溝通。但是，如果繼續不承認中國的主權，希望回到昔日殖民管治下的香港，挑戰香港的憲制，挑戰「一國兩制」，這就是對抗派，要溝通就很困難了。
激進派樂見民主黨晤馮巍
反對派有不同的解讀，也有不同的對策。激進派曾說要中央先撤回人大「8.31」決定、或者會面一定要公開進行、要正式開會、不可以吃飯表示友好等。不過，隨著佔領清場、政改否決及區議會選舉臨近，選民並不支持激進的政策，激進的政黨如公民黨已經表示希望和中央溝通了。
激進派和公民黨則對民主黨和馮巍這一次會見，有點酸葡萄的味道。本來，「佔中」失敗之後，反對派已經沒有多少出路。他們一股勁地向著本土主義和激進路線靠攏。這麼多個政黨，向著人數最少的最右政治光譜爭取有限的票源，派系多，山頭多，在選舉中要進行協調，也實在難有出路，撞區是必然的事情，結果出現惡性競爭，在狹窄的範圍內，刀光劍影，互相殘殺，就會讓出大量的中間狀態選民，給建制派佔了便宜。這樣發展下去，反對派陣營的內訌將會更加激烈，彼此的票都不足夠，必然需要宣布某一些政團左搖右擺、左右逢源，不堅定不可信。
如果民主黨更加向著中間政治光譜靠近，那麼，激進派的空間就寬闊得多了，公民黨就比較容易吸取激進選民。正因如此，無論是公民黨或者是人民力量，都沒有激烈攻擊民主黨。
社會的大多數意見都認為，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和民主派進行溝通，是好事，總比互相不往來要好得多，這樣溝通，比繼續對抗要好得多。
畢竟，香港特別行政區面對經濟困境，也要集中精力解決經濟問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發展新的產業，並考慮下一個年度出現的失業問題。
但是，也有一些右派認為，整個反對派已經沒有什麼政治題目可以凝聚力量了，「佔中」已經無以為繼，政改否決了，今後仍然面對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雖然有人提出了「本地立憲法」、「修改基本法」，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樣幹下去根本不可能成功。如果回到了憲制的軌道，反對派的斗爭目標根本就完全缺乏法理依據，跨越不過中央政府的五指山。所以，反對派各個派系都感到完全沒有出路，困守在死胡同里。民主黨如果能夠率先打開一條溝通對話的道路，反對派也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公民黨趨於激進
最不願意調整政策，向中間政治光譜靠攏的是公民黨。公民黨認為，「佔中」結束之後，唯一的角力場合就是香港大學副校長的爭奪戰。
陳文敏就是公民黨的核心黨員，如果通過大學教師簽名聯署、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向校務委員會施加壓力，能夠打破一個缺口，那麼，公民黨就在香港右翼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中打響了名堂，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就有勝算。起碼，公民黨就可以完全壓倒民主黨，成為反對派的龍頭大哥。
在這樣的背景下，公民黨對於和中央溝通，也開始叫出自己的價格。公民黨議員陳家洛發表文章，提出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希望通過會見民主派，讓民主派承認建制，做「忠誠的反對派」，是不會成功的。中央政府和民主派有溝通亦不表示有成果。陳家洛提出要反對派做「忠誠的反對派」，進行溝通，要有先決條件，就是中央「還政於民」。由於這「忠誠」的要求，即須向獨裁政權表示忠誠，在政治上難以令人接受，所以仍然掩飾著容不下不同意見的、狹隘的官方民族主義作為主幹，最後還是要反對派回到一些國民身份認同的老問題上，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如果作出不服從或者對抗，就會被質疑「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奸細」。這是沒有可能的。公民黨的底線就是，將來的普選，要符合香港是國際城市的標準，所以要用所謂「國際標準」來檢驗普選制度，將來的政權，不能依附中央政府，只能夠「還政於民」。
在港英年代，英國人早已提出「還政於民」的構思，行政長官就好像英女皇一樣，沒有真正的權力，特區的政府要好像英國的西敏寺政治一樣，掌握真正的權力，議會由選舉產生，再產生執政政府。這樣的政府權力來源於香港人，不是來源於中央。所以，也不必談論什麼「忠誠的反對派」，香港會出現一個親西方的政府，配合香港是國際城市，配合各國對香港投資的利益。
公民黨這樣的表態，實質上已經背棄了《基本法》，也背棄了「一國兩制」。香港變成了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不必在談論什麼政制要體現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了。正因如此，公民黨一直都主張香港應該和中國那「一制」隔離開來，「去中國化」。
陳家洛這個時候發表這樣的言論，重提「還政於民」，鮮明地表達了公民黨的政綱和民主黨的政綱是完全不同的。民主黨的政綱強調承認中央政府的主權，承認「一國兩制」。公民黨只承認香港是「國際城市」，要承認國際各個方面的利益，要有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公民黨有自知之明，中央政府橫豎都不會認為公民黨有溝通對話的優先地位，主要原因是公民黨的政綱和民主黨的政綱截然不一樣，溝通希望相當渺茫，倒不如高調地宣傳自己永遠不會承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高高地舉起不做「中國人」，不做「忠誠的反對派」的旗幟。這樣一來，其實就是切斷了其他反對派和中央對話溝通的門路。現在鼓吹「修憲」的人，已並非個別立場偏激的人，而是蔓延到一些反對派學者、激進學生組織，公民黨認為自己就是激進派的龍頭大哥，要統率這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