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今年7月下旬以來，隨著山西國投董事長上官永清被查，一個“山西汾酒會”的政商圈子漸漸浮出水面。“汾酒會”與汾酒集團無關，而是對以晉官為主的經常在固定會場參加聚會的一個群體稱謂。據披露，該“會”總人數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已被調查，如聶春玉、申維辰、王茂設、洪發科等。而擁有“30多年金融從業經歷”和大量高官人脈的上官永清，被指是山西政商鏈中“關鍵一環”。

　　以前有“西山會”等晉籍高官小圈子已為人知，而眼下，隨著上官永清這名山西金融“大鱷”的倒掉，人們發現，此類政商連接的“會”早有分舵，“山西汾酒會”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山頭。盡管人員構成沒“西山會”那么高大上、“手眼通天”，但性質是一樣的。等而下之，以上官永清為核心的“飛行俱樂部”，不過是一批呂梁老板組建的“外圍組織”罷了。

　　“汾酒會”、“飛行俱樂部”等等，看似只是官商定期聚會的人際關系圈子，觥籌交錯之間，洋溢的是鄉音鄉情，實則不然，這些圈子也是政商關系在現實政治中的投射。一方面，這“會”那“會”，不可能不受權力的主導，并成為權力者施展權力影響的松散機構。每一個“會”，既有隱秘的“主腦”，也有游走其間、長袖善舞的“紐帶”，上官永清被指“關鍵”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這種基于“鄉誼”扭結到一起的“會”，“鄉誼”往往倒在其次，關鍵仍在于通過這種官商勾結獲取更多的政商利益。權力可以借勾肩搭背而飛黃騰達，而在權力護佑下的商業也盡可以從中攫取超額利潤。此前的丁書苗是這樣，后來的上官永清也是這樣。這一點，在太原市商業銀行變身晉商銀行的過程中，從一度“瀕臨破產”到“不差錢”，數十億國資強勢注入即為明證。

　　可見，“汾酒會”舊瓶里裝的不是什么新酒，玩的還是政商勾兌老一套。這樣的政商圈層，也絕非政治現代化的必然路徑，不過是私相授受、黨同伐異的舊把戲罷了。

　　民國時期山西軍閥閻錫山非五臺老鄉不用，考慮的多是“子弟兵”的因素，而現代山西官場的各種“會”大行其道，其行徑更加惡劣。無論是“四為干部”（年輕有為，敢作敢為，膽大妄為，胡作非為）申維辰，還是生年、學歷、履歷俱假的“三假干部”上官永清，他們拿來交易、勾兌的，乃是社會公共利益，而非一家一姓之私產。

　　這種畸形的政商勾結，并非只是發生在山西一地，而是已成中國經濟社會良性發展的阻礙因素。其訴求也從獲取腐敗利益，進而擴展到獵取不當權力。此前有媒體質疑，諸多落馬官員何以能邊腐邊升？癥結正在于這種政商勾結已經陷入一種“超穩的暴利性生產結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晉官難當”，根源還在當地政商生態的“圈子化”。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足見要廓清政紀，必須打破那些以地域、血緣等為臍帶的權力圈層，在二者間矗立絕緣帶。而打破團團伙伙的權力圈層，只能是在保持反腐高壓態勢基礎上，通過深化權力約束層面改革，構建常態化的制度機制，實現各級權力在多維度的被切割、被監督，進而徹底廓清政治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