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也是文化，傳承著城市歷史，將往事娓娓道來。無論是建築風格，還是樓宇功能，抑或是建造地點，都烙下時代獨特的印記。這些香港歷史的沉默見證者，在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旁，從容地守護著這座城市的文明。薛求理認為，二戰后的65年是香港發展的關鍵時期。作為一個地位特殊的城邦城市，戰后香港的成長軌跡既不同於英國的其他殖民地道路，又和中國內地其他城市的發展迥然相異。在《城境－－香港建築1946-2011》一書中，薛求理用豐富的圖片與詳盡的分析文字，介紹香港城市新地標與其背后的建築大師之餘，也通過建築的變遷讓現場的觀眾體會到香港近65年來城市文化的巨變。香港商報記者 朱求真

 

　　薛求理是上海人，80年代以來，他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學、英國諾定咸大學、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任教。1995年來到香港后，他先后將自己對於中國建築發展的觀察與理解集結成書，其英文論著《中國建築實踐》（1999，2009）、《建造革命：1980年來的中國建築》（2006，2009）作為較早一批系統地向香港及海外介紹中國現代建築的書籍，得到了讀者的廣泛贊譽，更被作為美、英多個大學關於中國建築學科的教科書。

 

　　香港建築的本地特色

 

　　薛求理一直在思考，香港建築的本地特色究竟是什麼？體現在哪里？在薛求理看來，一個具備香港本土特色的建築，它應該包含三個要素：一是它要對香港民生有了解、有呼應；二是它應該有廣東文化和英國文化的結合，并從審美層面去發揮；三是它要體現靈活、經濟、實用性。

 

　　薛求理說：「香港建築的意義，在於最后殖民地向（亞洲）國際都市的轉變，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建築的生產和運行。」香港乃彈丸之地，客觀條件并不優越，面臨極大的建築用地和人口增長的壓力，但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一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除了受產業發展、人口增長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外，還因香港「崇尚經濟實用，不受政治思潮影響。西方現代主義的原則，在香港得到充分的發揮」。因此這一系列因素造就了香港獨特的城市環境和建築特色。

 

　　建築設計和本港經濟起飛

 

　　早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香港經濟已經起飛。20世紀80年代初，澳大利亞的設計大師塞德勒(Henry Seidler)設計了中環的香港會所，結構典雅；1985年，英國福斯特設計的匯豐銀行取代了1936年的銀行大樓，結構奇特，下面留出公共空間，至今為人稱道；1989年，美籍建築師貝聿銘先生設計的中國銀行，竹子開花節節高，屹立在中環花園道上。福斯特爵士又設計了香港的赤角新機場，1998年開放，當時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機場。英國的法瑞爾爵士（Terry Farrell）設計了香港太平山頂新爐峰（1993）和機鐵九龍站的總體規劃（1998），九龍站和上蓋物業之密集，像城市里的漂浮島嶼。

 

　　美國建築師的概念用在香港灣仔的會議展覽中心（1997）和香港的兩棟最高樓IFC（2002）、ICC（2010）上。比起中國內地如火如荼的大規模建設和全面引進海外建築設計，香港的步伐稍慢，但外國建築設計在許多的建設中起著作用，尤其是概念設計方面。

 

　　重新定義香港「本土化」

 

　　薛求理提出了「本土」在香港的新定義，即由英國人開設、長期扎根於香港的事務所，也應劃歸於本土。隨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和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的本土事務所得以沖出島外。中國第一代建築師的成就為世人仰慕，他們中部分建築師在1949年后流落香港，近年來不少研究者開始追蹤他們在香港的工作和作品。

 

　　薛求理介紹，19世紀末和二次世界大戰前，建築設計業務基本由英國人主持的設計事務所包辦。這些事務所19世紀末、20世紀初活躍於香港、廣州和上海，而后逐漸在香港落地生根，如1868年開業的巴馬丹拿(Palmer and Turner)、1874年開業的利安(Leigh and Orange)，還有成立於1904年的馬海（Spence and Robinson）等等。巴馬丹拿設計了上海（1928）和香港（1936）的匯豐銀行、上海外灘的沙遜大廈（1929，今和平飯店）、中國銀行（1934）以及今日香港中環的許多商業建築。這些設計公司早年由英國人和其他人士主持，現在依然有許多外籍人士為董事或戶員，香港以外有分行和業務，但全是以香港為基地，香港化、本地化。沒有人把他們看成是「外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