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國家都越發依賴一個并不符合實際的愿望——中國的雙位數增長能夠長期持續、永不間斷，以此拉動全球增長。但要知道，舊時的增長模式已經過時了。”]

　　當前，全球對中國的關注點無疑落在兩處——中美兩國之間究竟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一說究竟是否合理，或該如何適應？要回答這兩大難題，美國前財長、中國的老朋友亨利·保爾森（HankPaulson）似乎是不二人選。

　　無論是在高盛(GoldmanSachs)任職董事長期間，還是此后擔任美國財長之時，保爾森同中國打交道不下25年，往中國跑了近百次，為中國經濟改革獻言獻策，其同中國領導人的私人關系也日漸深化。保爾森更是將幾十年的經驗濃縮在《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WithChina》)一書中，通過講述其身居高位時的經歷，展現了高層政治的云詭波譎，也真實說明了為何“中美關系是21世紀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

　　10月21日，保爾森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中美兩國應加速推動BIT（中美投資協定），這有利于促進市場競爭、加速兩國經濟改革。”他也強調，“如果美國能夠加強同中國的合作，我們擁抱一個美好、繁榮未來的可能性就更大。”

　　他也表示：“中國驅動全球增長”的模式已經過時了。“不少國家都越發依賴一個并不符合實際的愿望——中國的雙位數增長能夠長期持續、永不間斷，以此拉動全球增長。但要知道，舊時的增長模式已經過時了。”其實，保爾森在離開財政部后創立的保爾森基金會（PaulsonInstitute）正是致力于“在美國和中國推動可持續性增長”。

　　中美之間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嗎？

　　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這一拗口的命題成為了形容中美關系的絕對熱詞。那么，中美之間真的存在類似陷阱嗎？

　　保爾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個概念非常重要。只要回顧歷史就可以發現，崛起的大國和當時的強國之間都難免發生矛盾，正如一個世紀前的德國和英國與當年的美國和英國。但我相信中美關系和其他都不同，有其特殊性。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中美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因此我才寫了《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WithChina）。”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是由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闡述公元前5世紀在雅典和斯巴達兩國發生戰爭時提出來的。簡言之，到公元后兩國之間爆發了戰爭，在長達30年的戰爭之后，最終雙方都被毀滅。修昔底德總結說，“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不過，正如習近平在美國的演講中所言，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盡管中美之間的部分差異比十年前更為復雜，但是雙方的共通點也不斷擴大，因此兩個大國的發展結果取決于中美雙方領導人做的決定。”保爾森笑稱，希望將自己的這本著作獻給孫輩們，“因為我想告訴他們，如果美國能夠加強同中國的合作，我們擁抱一個美好、繁榮生活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保爾森看來，近期美中簽訂的氣候變化協議已經表明，中國愿意與美國合作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他表示，習主席承諾“公平公正對待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歡迎跨國公司同中國企業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將會向美企開放市場，更意味著中國將推動經濟改革。

　　無論是在采訪中還是在書中，保爾森都透露出對中國經濟改革者，也是他的好朋友們的敬佩之情。“我尊敬那些改革家，朱镕基在經濟改革時作出了艱難的決定，當前習主席的改革舉措也十分具有勇氣。”

　　“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一說合理嗎？

　　此前，中國股市巨震引發全球擔憂，8月11日人民幣“一次性”貶值近3%引發新興市場貶值潮，緊隨其后的全球股市震蕩又將矛頭直指“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對于中國“溢出效應”（spillovereffect）的報道已經在各大媒體頭條屢見不鮮。那么，這一說法是否“公平”（fair）？

　　保爾森指出，雖然不知“公平”這一說法是否合適，且發展中國家在極大程度上依賴對中國的商品出口，但需要清楚的是，“不少國家都越發依賴一個并不符合實際的愿望——中國的雙位數增長能夠長期持續、永不間斷，以此拉動全球增長。但要知道舊時的增長模式已經過時了。”

　　“過時”針對的是以新興市場為主的全球增長模式和中國增長模式。

　　一方面，IMF在最新報告中也舉例稱，“中國是最大的鐵礦石生產國，而中國投資的放緩也使生產承壓；中國是僅次于智利的第二大產銅國，中國精煉銅的消耗量超過了全球產量的50%；中國工業生產放緩將進一步使得金屬價格承壓，未來商品市場料將進一步下行。”但如果商品出口國依賴中國需求，不思考結構性改革，那么在商品下行周期來襲時，必定遭遇經濟風險。

　　IMF副總裁朱民此前也強調：“對新興經濟體國家來說，從中（下行周期）獲得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大宗商品的周期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其周期的波幅一直很大。因此，在價格上升周期時需要注意投資穩健和貸款穩健，把收入存起來，以備價格下降的時候用并建立政策空間。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教訓。”

　　另一方面，保爾森認為中國保持7%的經濟增速已經是驅動全球增長的引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此前也有觀點稱，“中國7%左右的經濟增長率對全球經濟的貢獻是15%左右，對全球3%到4%的增長提供了一個百分點，所以中國貢獻的增長還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但我已不太想多談究竟是誰驅動誰，因為現存的經濟模式已經過時了，”保爾森認為，“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資，且我對不斷上升的企業債、地方政府債表示擔憂。我們需要強調的是服務業、消費和高附加值業務。經濟增長數字不是關鍵，關鍵在于這種增長是否穩定或者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