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編撰的《2015年財政透明度報告》對外發布，這已經是該機構對中國省級財政透明度狀況進行評估並發布的第7份財政透明度報告。報告顯示，中國省級政府透明度平均得分雖然“小幅穩步攀升”但“仍處於低水平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報告肯定了廣州財政信息公開的積極探索，認為2009年以來，廣州從部門預算公開破冰，到細化公開“三公”經費與會議費，再到公開非稅收入，在財政信息公開進程上領跑全國。

　　一份由學術機構編撰的政府財政透明度報告，曆經七年的資料積累，相較2015年的年度數據而言，可能這七年間的各種變化、細微演進以及地區差異，會更立體地展示出省級政府這個央地權力銜接的關鍵點，其財政透明度與行政透明、行政法治的真實狀況。“有進步，但總體水平偏低”，甚至存在“原本在財政信息公開方面做得最好的省份，反而出現了退步”的情況，與此同時，政府財政透明度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間，並不存在正相關關系，諸如此類並不意外的整體數據印象，背後應有其必然性的制度與機制原因。

　　在這份省級財政透明度報告中，對廣州近些年的財政透明努力給予較高評價，於普通公眾而言，可能與日常的新聞印象有一些反差。公共印象中的廣州各項財政數據公開，可能各類所謂“負面新聞”出現頻率較高(甚至是最高的)，就在10月下旬，廣州會議費預算數據公開，還因為出現超過千萬元的會議費因“涉密”不公開而遭遇本埠媒體炮轟。看起來負面新聞頻繁、輿論批評不斷的廣州財政信息公開，卻可以同時“領跑全國”，這裏面有著看似不可理解卻有其必然性的公共邏輯。

　　政府信息公開是一個權力以透明數據為載體接受社會監督的過程，數據公開只是接受監督的開始，而非該項制度運轉的終點。數據公開的全面性、詳盡度直接決定了監督能否有效進行：社會能否正常履行監督權利，能監督到什么程度，都與財政數據公開的水平息息相關。在本次報告的視角之下，廣州從部門預算公開破冰，到細化公開“三公”經費與會議費，再到公開非稅收入，在財政信息公開進程上都做得可圈可點。報告所引述的諸項公開事宜，也正是近些年廣州這座城市公共議政的關注焦點，幾乎每一次城市年度財政數據的公開，本埠媒體均有連篇累牘的解讀，輿論從來少不了對各種不足的激烈批評。公民對城市公共事務的持續觀察與獨立發言，成為廣州這座城市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財富。

　　廣州財政透明的“領跑”，和本地輿論一以貫之的尖刻“挑刺”不無關系。因為數據公開慢慢詳細起來，從人員工資福利、辦公費、培訓費到水電費，詳細到公眾開始看得懂，並從中尋找到不合理、仍不夠透明的部分，有平台可以表達，有意見渠道足以溝通……經年往複，廣州有了一步一步的財政信息公開軌跡，城市公共議政因此“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同時也更加戮力掘進，從不知足甚至更刻薄。同樣的道理是，新聞報道中那些所謂“負面新聞”更多的地方，並非情況更糟糕，可能只是因為它更透明。透明可以帶來好處，但也可能有視角單一導致的某些“誤解”。

　　此次報告歸納出的現象顯示，在2009-2011年和2013-2015年期間，財政透明度的最高分呈現出下降趨勢，這也就意味著，“原本在財政信息公開方面做得最好的省份，反而出現了退步”。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一些信息公開情況較好的省份缺少進一步提高財政透明度的積極性。如何讓“好學生”看到不足、繼續進步，這是考驗國家信息公開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從立法角度看，除了不公開的法律責任需要被強化和具體化，立法層級的提高也迫在眉睫。而於公眾乃至被監督者政府來說，則須更理性地看待信息公開與輿論監督的關系，輿論監督對政府信息公開的推動與促進，應當被正視。

　　以公開催生監督，以監督倒逼進一步的公開，這是財政透明與信息公開制度設計的初衷所在。財政資金的每一分錢都應當暴露在陽光下，公開是原則，不公開必須成為有嚴格制度限制的“例外”。“領跑全國”的廣州，依然需要更進一步在數據公開與接受監督的過程中繼續錘煉。財政數據盡可能詳盡、全面地公開接受監督，是權力接受監督的過程，更是公共治理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南都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