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吹風會，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要對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具體改革方案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制定。這一表態，將此前討論已久的金融混業監管，即大部制金融監管改革再次提上話題焦點。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主要有兩種模式可供借鑒。一是美國模式，即以央行為主，美聯儲牽頭進行其他方面的監管；二是英國模式，設立金融穩定機制，凌駕于‘一行三會’之上。”

　　邵宇認為，目前中國需要形成兩個層次，“在最高層次成立一個金融穩定小組，由高級別國家領導人擔任最高層次協調，在下一層次形成一個針對‘一行三會’的工作機制，對其進行總體管理。目前看來，央行在宏觀審慎方面比較有經驗，因此由央行來組建該工作機制也是可能的。”不過他也表示，目前來看似乎這一調整力度偏大。

　　其實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央行便加強了宏觀審慎管理。但對中國而言，金融創新、混業的推進讓金融風險的傳遞更為迅速，今年6月下旬發生的股市巨震則體現得較為突出，而其背后反映了銀行、證券乃至其他金融主體之間無法割裂的聯系，即彼此通過各種通道實現資金的流動，以及通過業務創新處于監管灰色地帶帶來的金融風險隱患。

　　對此，金融危機后，金融監管體系更為成熟的英國和美國，能為中國提供什么借鑒？

　　美國：設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美聯儲擴權

　　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此前撰文指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無論是分業、多頭監管模式的美國，還是混業、統一監管模式的英國，金融監管體系在識別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均面臨巨大沖擊。這不僅暴露出分業監管模式的缺陷，也暴露出在缺少中央銀行參與情況下的統一監管模式同樣存在不足。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英國、俄羅斯、歐盟等國家或地區紛紛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改革，其中由傳統的多頭監管向雙峰監管甚至是一元的綜合監管發展，同時“強化中央銀行的監管職責逐漸成為主流”。

　　以美國為例，在金融危機前，美國金融監管體系過于復雜，不僅存在多頭監管，而且還有聯邦和州的兩級監管機構，因此要徹底改變現行監管架構在法律上和實際操作中都存有很大的困難和障礙。金融危機后美國采取了務實和折中的方案，在不改變現有監管架構的前提下新成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負責識別和防范系統性風險和加強監管協調；同時，美聯儲的監管職權也被擴大。

　　邵宇介紹稱，FSOC的主要工作為：1.發布年報，總結美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和金融市場發展情況，梳理金融監管改革進展，分析美國金融穩定面臨的潛在風險，并提出下一步政策建議。2.確定系統重要性非銀行金融機構名單。

　　此外，美聯儲負責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證券、保險、金融控股公司等各類機構以及金融基礎設施進行監管，牽頭制定更加嚴格的監管標準；美聯儲內部設立相對獨立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統一行使消費者權益保護職責；美聯儲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共同負責系統性風險處置。

　　2013年，美聯儲、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貨幣監理署和證監會(SEC)五家監管機構聯合發布“沃爾克”規則最終條款，限制銀行業機構開展證券、衍生品、商品期貨等高風險自營業務，限制其發起或投資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進一步明確了限制業務的豁免情形，包括允許銀行機構開展外國主權債務交易等。

　　英國：央行統領貨幣政策及宏微觀審慎監管

　　2013年隨著《金融服務法》生效，英國新的金融監管體制正式運行，確立了英格蘭銀行(英國央行)負責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的核心地位。

　　在金融危機前，英國是由金融服務局(FSA)對銀行、證券、保險業金融機構實施統一審慎監管；危機后，英國以構建強有力的中央銀行為核心，全面調整監管機構設置：在英格蘭銀行下設金融政策委員會(FPC)負責宏觀審慎監管，設立審慎監管局(PRA)和金融行為局(FCA，設在英國財政部下)共同負責微觀審慎監管；同時明確英格蘭銀行為銀行處置機構，并賦予廣泛的處置權力。

　　親手設計并經歷了這場監管改革的FSA前主席特納勛爵(LordAdairTurner)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指出，FSA當時約有4000人，其中大約1100人加入英格蘭銀行，成立新的PRA，其余約3000人將會進入FCA，這一機構將同時負責批發市場行為和零售市場行為的監管，即處理市場效率、市場濫用(marketabuse)、證券市場等批發行為，同時也負責零售市場中的消費者保護。

　　當時，說起這場正處歐債危機巔峰期的FSA拆分，特納坦陳：“在一個完美世界中，我寧愿選擇在另一個時點來完成這項改革。我希望我們能夠在2005年或2006年的時候就這么做。”可想而知，在金融危機的同時進行一項重大的組織結構改革，是一項怎樣的重大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特納特別強調了FPC的重要性：“對于英國而言，真正關鍵的角色是由英格蘭銀行建立、行長作為主席的FPC，我是成員之一。我認為，FPC作為真正的宏觀審慎委員會，真正思考整體經濟發展的委員會，是具有最根本作用的。如果我們之前就設有這一委員會的話，就能在2004年~2006年時更好地覺察到金融系統逐漸醞釀的種種問題。”

　　中國或迎混業監管好時機

　　相較之下，盡管中國的各金融市場已經形成了緊密聯系，這從此次股市巨震中便可見一斑，但基于分業監管體制，“一行三會”在分別制定對策時難以覆蓋不同金融市場的完整信息，制約了決策效率和針對性。近年來，各界呼吁中國需要一個“超級監管者”來執行宏觀審慎政策，而央行似乎最符合條件。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宏觀研究主管章俊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混業監管是必要的。目前利率市場化已經基本完成，金融業主體發展和創新的空間得到了極大的拓寬，但這背后也隱含著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上升，這需要監管體系改革的跟進。而建立一個‘一行三會’的統一的協調機制是這里面的重中之重。”

　　不過，也有一種觀點指出，央行既要執行貨幣政策，又要監管機構，兩個目標存在一定沖突，加息對于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并不是一個好消息(至少在美國如此)，央行也許會因此在對付通脹時手下留情。其次，如果央行的職權更多，其責任度(accountability)會降低，最終對治理通脹預期不利。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Blanchard)則認為，相對于這些問題，將監管機構分列導致的負面問題可能更多。

　　今年以來，股市巨震、人民幣新匯改、經濟增速放緩，與此同時，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劇烈波動、新興市場國家持續萎靡，金融領域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推進，以及全球經濟金融形勢的日趨復雜，都在考驗著中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和承受力，邵宇認為：“混業經營和綜合性金融機構的發展已經是一個大的趨勢。對于深度參與新一輪全球化的中國，必然也會深入地進行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和建設。因此我們看到，研究中國的金融體系會衍生出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目前金融的混業經營趨勢和狀況，二是中國的金融系統性風險出現的可能，或者從另一方面說，也就是金融穩定性的研究。”

　　這一充滿挑戰的新格局不免讓人想起特納當時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的一席話：“隨著金融系統在新生力量下不斷變異，始終都將危機四伏。人們常說，這就像是軍官與軍隊面臨的危險，他們總是在為剛剛結束的戰爭做準備，而不是新的戰爭。”因此，特納始終認為，監管者需要智力、需要分析并持續密切地關注整個金融系統如何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