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優化，是20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效率、靠大量投資支撐的舊常態存在問題，它必然要過渡到一種新的常態。

　　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

　　在本期浙江人文大講堂上，吳敬璉詳細解讀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存在哪些問題，該如何過渡到新常態。

　　政府去調結構

　　往往加劇資源誤配

　　優化經濟結構問題是在20年前正式提出的。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做出了一個“九五”計劃的建議，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優化產業結構。“九五”建議提出加強第一產業，調整和提高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

　　但是到了“十五”計劃期間，又出現了回潮。“十五”計劃提出的產業結構跟“九五”計劃的要求有一點逆向，就是進一步強化了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中的重化工業，鼓勵大規模地投資。

　　這個結構扭曲，不僅是三個產業結構上的扭曲，更深入的問題是投資和消費失衡，投資率超過了所有歷史階段的高度。

　　經濟學家也參與了這個討論。我印象比較深的是2006年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田橫島會議。論壇上，大家一致同意內外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很嚴重。內部經濟最主要的失衡，是投資與消費的失衡；外部經濟的失衡，最突出的表現是外匯存底超常的增加。

　　結構失衡這個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說法和做法。

　　“九五”計劃的建議里提了一個應對問題的路子，叫做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是增長方式從粗放型的增長轉向集約型的增長；第二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個根本轉變是實現第一個根本轉變的制度基礎。

　　“九五”計劃執行得不錯，增長模式的轉變和結構優化都有一定的推進。可是“十五”計劃期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逆轉，投資率進一步提高，第二產業一業獨大更加突出，所以制定“十一五”的時候又重新提出了增長方式轉型和結構優化的問題。

　　各界人士討論了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不如意的原因。得出的結論是：存在增長體制性障礙，主要是政府擁有過大的資源配置能力和把GDP增長速度看作衡量政績的標準。

　　“十一五”規劃重申要靠改革打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性障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十一五”在體制改革上沒有大的推進，而是逐步演變為由政府“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地“調結構”，突出了政府的作用。

　　比如行政審批。審批制改革時，頒布了《行政許可法》來收攏設立行政許可的權利。用現在的話來說向“負面清單”走，把“正面清單”縮短。

　　但2004年一出現經濟過熱，用“有保有壓”、“有控有扶”的辦法去調結構，就是大量地恢復審批。審批制改革和《行政許可法》形同虛設。

　　所謂結構失衡，本質上就是資源的誤配。政府不具有知道什么是好結構的能力。好的結構，只能由微觀主體在市場活動試錯中形成。而政府去調結構，往往加劇資源的誤配。

　　經濟增長新動力

　　在于技術和效率

　　經濟結構這個問題需要在基本理論上把它搞清楚，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所謂的新古典的生產函數。

　　Y=A·La·K1-a

　　Y是總產出，總產出由三個因素決定的，L是勞動，K是資本，A學術上叫做索洛余量。原來分析經濟增長動力的時候，只看到資本和勞動。如果沒有新增的勞動力，那么人均的產出就是由資本量決定的，增長是由新增資本，即投資決定的。

　　上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對這個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戰。他指出，如果這套結論是對的，那么由于投資報酬遞減的規律，為了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投資率就必須不斷提高，否則增長率就會降低。

　　然而，美國在20世紀的前49年的數據表明，美國的投資率并未提高，但增長率也沒有降低。索洛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除勞動和資本外還有一個，就是索洛余值。

　　索洛給它的定義是技術進步，別的經濟學家也都作出了不同的界定。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說，A是在科學基礎上的技術的廣泛運用。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技術是從實踐中來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后，技術越來越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技術進步的廣度和深度都很不一樣。

　　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說，A是人力資本，也就是勞動者知識和技術的投資，他認為人力資本是回報遞增的。

　　但他們講的其實都是一回事。在實際的經濟分析報告中，A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在做經濟計算時，總產出除去資本和勞動的貢獻后，剩下的余額就是TFP。

　　資源具有稀缺性，如果單純依靠資源投入，結果一定會出現投資和消費的失衡和產業結構的失衡。所以根本的辦法是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找到新的動力。這個動力可以是技術進步、效率提高，或者說是人力資本貢獻的增強。

　　防止系統性風險

　　方法有兩方面

　　根據前面的分析，當前應對困難的方法應當是在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之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通過改革來消除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和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

　　現在矛盾積累很多，怎么來防止它不出現系統性的風險呢？防止的辦法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堵塞漏洞，釋放風險。所謂堵塞漏洞就是不要貿然采取強制性政策，使風險持續積累；所謂釋放風險包括歸還欠賬以降低杠桿率，“化大震為小震”。風險在小的地方爆掉，不要讓它積累起來導致大震。

　　另一方面是運用財政和貨幣等短期政策。剛才我說不贊成用政策拉動增長，但是為了應對短期沖擊所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還得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等短期政策來爆發系統性風險。

　　但是要講究怎么用得好，既要防止系統性崩潰，又要盡量去杠桿。

　　“十三五”提出五項發展理念

　　抓住了要點

　　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建議，規定了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優化結構的正確道路。

　　“十三五”建議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在這5項發展理念中，把創新放到了首位，指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剛才我們講到提高效率背后的主要動力就是創新。所以“十三五”建議提出的以上理念，確實抓住了要點。

　　要讓創新蔚然成風，不是簡單地做一個政治動員就能做到的。“十三五”建議告訴我們，關鍵在于形成能夠激勵創新創業的體制機制。

　　用五中全會公報的話說，就是“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各方面體機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認真貫徹、堅決落實五中全會決定，就能夠通過市場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建立，激發創新創業的活力，克服眼下的困難，實現持續穩定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