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网讯】上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撰文解讀了十三五規劃之部分內容，主要是在金融政策層面。其中一項是表示由2014年至2020年的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由17.2%逐漸提高至25%；另外債券市場占中國GDP之比例也提高至100%左右。在債券及股票發行交易制度上，將會減少證券監管部門對發行人資質審核及價值判斷。很多香港投資者對以上之改動不太明白其深層意義，筆者嘗試揣摸政策背后的深層意義。

 

　　寬松政策難以挽救經濟

 

　　中國自一年前多次減息及降準后，金融體系的資金是充裕了，理論上實體經濟活動在今年第二季開始便會受惠，可惜今年下半年以來的中國經濟表現仍無起色，出口制造業持續不振，究其原因，是大部分資金流入了投資市場，非金融業務的範圍受益不大，寬松的貨幣政策非但不能挽救增幅放緩的經濟，反而令很多散戶投資者在今年第二季進了場，如今不幸地坐艇了。刺激經濟的原意是好的，但結果適得其反。如今亡羊補牢，用行政指令限定資金流入非實體經濟，雖然是遲了，但方向是正確的。

 

　　中國要增大債券市場之規模，其最大的目的便是建立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期條件，中國本身的外匯儲備是世界排名第一，因為中國持有大量的美元儲備，所以外國主權國家并不會擔心人民幣的兌現風險。中國現時亦是亞投行的創辦國，有條件強化人民幣債務市場的規模。亞投行可以產生客源，債券市場提供貨幣的流動性，有客源有貨物（貨幣），生意便可愈做愈大了。

 

 

　　減少證券（包括債券）監管部門對發行人資質審核和價值判斷，是歐美先進國家之做法。其中最大的好處便是將權力由政府部門下放至私人機構（發行商），便可杜絕了監管機構與發行商的利益關系，因為官員若負責了資質審核和價值判斷，貪腐問題便會經常出現了。

 

　　現時美國的證券IPO上市，批核比在香港上市的更輕松省時省成本，但保薦人（即發行人）卻要負起全盤的刑事及民事上責任，時間涵蓋公司上市三、五年之后，這種模式比香港現時的上市法例更優越，香港的港交所（388）上市科及證監值得學習，現時中國在這方面的改革，明顯地比香港更先進了。故上述十三五規劃決定之改革變化，長遠來說是增強了中國投資市場的質素和國際競爭力，是一個很好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