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上周五，馬里首都巴馬科麗笙酒店發生恐怖襲擊，剛好在馬里考察工程項目并下榻該酒店的中國鐵建三名高管，在這場襲擊中不幸遇難。為此感到痛惜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看到，隨著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走出去”，中資機構和人員在海外的安全風險也越來越突出。

　　中資機構人員海外頻繁遇襲

　　2014年5月，10名中國工人在喀麥隆遭極端組織“博科圣地”綁架；2014年2月，7名中國企業員工在贊比亞首都盧薩卡郊區遭多名歹徒襲擊，導致1死6傷；2013年8月，5名中國個體戶在喀布爾遭襲，3人遇害，2人失蹤；2012年1月，中國水電公司29名中國工人在蘇丹一個項目工地被劫持；2007年4月，中石化下屬機構在埃塞俄比亞的工地遭到約200名武裝分子突襲，造成9名中國工人喪生，還有65名當地工人被殺……

　　據媒體梳理，中國企業員工、中國經營者在境外遇襲事件多發于非洲及南亞地區（超過60%發生在非洲地區）。遇襲事件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中國企業的海外項目員工遭當地武裝分子襲擊或綁架，另一類是中國人在海外從事經貿活動被搶劫甚至殺害。在一些政治不穩定地區，針對中國企業和中國人的暴力事件更是頻繁發生。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以來在蘇丹、阿富汗、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印尼等地先后發生中國員工被劫持事件，其中多數是石油、工程建設、礦產類大型公司的海外工作人員。

　　中國企業“偏愛”危險地區？

　　2014年，中國的對外投資首次超過吸引的外資，成為資本凈輸出國。據商務部統計，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231.2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1424.1億美元，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100.6萬人。由數據可見，中國海外投資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工程項目投資，實際早在2010年，中國就已成為全球海外工程承包量最大的國家，而這些工程項目又主要集中在政局不穩、法制不健全、非商業風險較高的非洲地區。

　　“近些年來，經濟大動蕩、政治格局大調整、地區局勢沖突、恐怖主義威脅等諸多因素，給境外中資企業和人員帶來越來越大的威脅，安全問題對我們的影響越來越顯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咨詢部主任譚家盈說。

　　中鐵建正是中國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商，中鐵建考察團此次應馬里交通部之邀，計劃考察援建當地鐵路，不幸的是，他們入駐的酒店遭遇了恐怖襲擊。

　　今年7月，“一帶一路”大戰略下涉外企業安保體系建設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國內另一家建筑行業巨頭中建集團的高管在發言中說：“利比亞撤僑、也門撤僑時，中建集團就有員工在當地……除了利比亞、也門，近幾年來似乎比較有危險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中建集團的員工在那里。是我們的運氣不好嗎？不是，我們作為充分競爭行業里的企業，‘走出去’是必然的，沿著‘一帶一路’方向‘走出去’也是必然的。所有比較安定的、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基本上都被美國、歐洲國家、日本等這些先行發達國家占據了，留給中國企業的機會在哪里？我們能去的地方大多存在風險。”

　　進一步說，可以在比較安定、經濟發展較好地區“舒舒服服”進行投資的領域，對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要求也更高，中國的相關企業目前并不具備明顯突出的競爭力。所以投資主體與客體之間，也是在雙向選擇。中國近年來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孕育了一批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巨頭，它們要“走出去”，最適合的方向必然是基建水平落后因而市場最為廣闊的非洲地區。關乎國計民生的石化企業的海外擴張，當然也離不開油氣儲量豐富的西亞、北非。而這些地區的共性，就是危險重重。

　　安全風險不僅來自外部

　　2014年，受商務部委托，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研發的《境外企業項目外源風險管控評價體系》正式出臺，界定了境外企業的六大外源風險，分別為：政治風險、恐怖主義和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環境風險和醫療衛生風險。其中恐怖主義和社會風險是最為突出的一類。

　　就非洲而言，雖然近年來大多數非洲國家軍事政變和武力奪權的威脅減少，但是局部地區仍然存在不安定因素，有些國家雖然經濟穩步發展，但治安卻每況愈下。如果一定要冒著安全風險到某國家地區開展業務，就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應對機制。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企業在這方面的工作，顯然做得并不理想。

　　到海外投資或承包項目的中國企業，會習慣性地與當地政府搞好關系來規避種種風險，但在政局不穩的地區，派系林立，領導人更迭頻繁，政府被暴力推翻也慣見不驚，結交一派的結果，就是得罪其他派別力量，從而使工程人員成為反對派的攻擊目標。據某建筑企業高管披露，該企業與某國前任政府總統有非常良好的合作關系，于是遭到該國在野黨反對派與支持反對派的民眾“不友好的威脅”，由于擔心不可預測的暴力事件，該企業幾百名管理人員不得不在大選敏感期間轉移到安全地帶。

　　在法律不健全的國家或地區，通過與當局搞好關系來尋求庇護，屬情勢所迫，無可厚非。但要是在所有地區都寄望與權力媾和來擺平一切，而不是認真遵循法律法規，最終也會讓自己陷入窘境甚至險境。比如，有的企業把在國內的一些“惡習”帶到海外，要么因無視當地勞工權益導致勞資糾紛，要么因無視文化習俗差異招致當地民眾仇視，要么因盲目追求經濟效益導致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要么因無視合同程序導致違約糾紛，等等。結果不是被當地政府翻臉課以重罰，就是項目泡湯，甚至引發工人罷工釀成流血沖突，給中方人員帶來不必要的安全風險。一家企業的不良作為在當地民眾中留下負面印象的同時，也會給其他中資企業攤上更高的信譽成本（甚至安全成本）。

　　企業“走出去”需補安全課

　　第一課就是投資前期的調研和風險評估。遺憾的是，很多中國企業在這方面投入極為薄弱，甚至完全不做相關功課，直接把“國企做派”搬到國外。同時，我國相關部門的風險提示也不夠到位，中地海外建設集團有限公司運營總監袁鋒鈞說，“大使館也經常會發一些短信，但都太籠統，借鑒意義不大，深度、廣度、專業性還是差一些。”

　　其次是企業的安保體系不夠完善，有媒體指出，和西方國家和公司動輒斥巨資為海外項目提供全套的安保團隊保障相比，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安保力量顯得勢單力薄。當然，無論再完善的預警、安保機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風險，這就需要保險服務的跟進。然而，借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咨詢部主任譚家盈的話說，“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愿意用百分之一的既定成本來防范風險可能造成的百分之百的損失，而中國很多企業則常冒險以百分之百的代價來賭百分之一的利潤，他會認為風險是小概率事件，并輕視它。”

　　當前，國家大力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對外投資將繼續快速增長，并將涌現一批大型甚至超大型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鑒于“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是高風險國家，投資者尤其應該謹慎從事，將風險防范放在與投資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地位。如果發生經濟損失，就算無法挽回還有國家兜底，但人的生命畢竟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