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洪其

　　如果是上級機關或本單位領導集體決定必須如此辦案，那么也須查明，集體決定中起決定性作用或主導作用的是誰。

　　還有十幾天，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平反就整一年了。平反之初，內蒙古公檢法三部門先后宣布成立調查組，對鑄成錯案負有責任的辦案人員進行調查，但一年時間過去，內蒙古政法系統仍未公布追責結果。近年來發生的幾起社會高度關切的已平反冤錯案，多數在追責問題上都沒有下文。

　　19年前，18歲的青年工人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為一起奸殺案兇手，被判處死刑并立即執行。去年12月，內蒙古高院再審宣布呼格無罪，冤案正式平反，呼格父母和社會輿論都要求依法追責。內蒙古公檢法三部門各自成立了調查組，對當年所有參加辦案人員進行調查，自治區有關負責人曾表示，呼格案中“公檢法三家的責任人都跑不了”。今年8月，呼格父母被告知，自治區公檢法三家的調查均已完成，報告已提交上級主管部門等待批示。而調查報告和追責結果之所以至今未見公布，一種情況是，上級部門認為公檢法三家的調查仍不夠詳盡完整，需要繼續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另一種情況是，公檢法三家的調查足夠詳盡完整，但由于追責的問題十分敏感，是否追責、如何追責及何時追責等都懸而未決。

　　目前看來，第一種情況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為在正常條件下，用一年時間來完成調查、厘清責任當是綽綽有余。另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則比較大，盡管呼格冤案的形成經過和成因都已經調查清楚，有關人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也已十分明了，但他們分別應當承擔何種責任，特別是如果嚴格依法追究，有人可能不但要受處分或丟烏紗帽，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這些問題牽涉面廣，社會影響大，有關方面十分為難，于是就這樣拖了下來。

　　且不論呼格冤案的形成經過和成因究竟如何，不妨先設想有關人員應承擔責任的幾種情形。其一，辦案人員把責任全部推給當時的體制條件和法制環境，認為自己很大程度上只是奉命行事，按照上級機關或領導的旨意和命令辦案，因此自己不應對冤案承擔具體責任，或者頂多只能象征性承擔輕微的責任。辦案人員如果從這個角度為自己辯護，他們必須拿出確鑿的證據，證明當時的體制條件和法制環境對自己形成了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壓力——比如上級機關明確要求“命案必破”，又比如上級機關或本單位領導集體決定必須如此辦案，否則辦案人員都要受到處罰——如果拿不出這樣的證據，則辦案人員難辭其咎，須對冤案承擔具體責任。

　　退一步講，如果是上級機關或本單位領導集體決定必須如此辦案，那么也須查明，集體決定中起決定性作用或主導作用的是誰，這個人或這幾個人須對冤案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辦案人員能夠拿出確鑿證據，證明當年是上級部門及領導人員或本單位領導人員干預司法，強令公檢法機關必須如此辦案，那么，違法干預司法者須對冤案承擔相應的責任。

　　其次，如果查明是當年辦案人員的主觀罪錯鑄成冤案，如辦案人員對呼格大搞刑訊逼供，以肉刑取得呼格“坦白交代”的供證取證，他們就構成了刑訊逼供罪，須依法追究刑責。即便辦案人員能夠舉證存在上述第一種情形（即自己是奉命如此辦案），也不能減輕他們刑訊逼供的罪責，因為上級機關或領導人員施加的壓力再大，也不可能直接指令辦案人員刑訊逼供。這種情況在冤錯案中比較常見，如河南趙作海冤案平反后，當年刑訊逼供趙作海的6名警察中，5人以刑訊逼供罪獲刑。

　　總之，呼格案涉及的辦案人員如果能夠證明，自己當年參與辦案中犯下的過失罪錯，都是由于客觀條件（包括技術條件、社會認識水平等）的限制所致，而不存在自己“主觀之惡”的因素，他們就可以申請減免責任，減輕或免于處罰。然而，他們要證明自己“清白”談何容易，如果他們現在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那么當年的呼格冤案或許就能夠避免，何至于今天再來討論冤案如何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