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11月2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公布，從即月起實施「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估計70萬人將受惠。這是落實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4年施政報告中的承諾，選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區議會選舉結束之後宣布，顯示本屆政府努力施政。

　　盡管上述計劃不能幫助受惠家庭根本脫貧，但是，能夠在統計上降低香港貧窮率2個百分點，終究是一件好事。然而，幾乎同時，香港出現另兩件事，令人加深關於香港結構性問題的認識。

　　增加供應可壓抑私宅價格？

　　一是11月25日市建局4名分屬「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非執行董事聯署要求召開市建局董事會緊急會議，討論關於該局首個資助房屋項目「煥然壹居」劃一單身及家庭申請者月入上限為6萬港元、資產上限為300萬港元的決定。12月1日市建局董事會緊急會議修訂了有關決定，但是，市建局一位非執行董事稱，調低單身人士入息上限一半至3萬元，則合資格單身人士只供得起「煥然壹居」8個最細單位，這一評論揭示了香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一個受資助房屋項目的價格竟然也讓香港大多數所謂「中產人士」望而卻步！市建局擬幫助收入較高的所謂「夾心階層」置業而不果，折射香港有太多「望梅」而無法「止渴」的欲置業者！

　　房地產市場是香港公認最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但對於這一問題的癥結依然存在著爭議。有人以為，癥結在於土地和房屋供應不足。本屆政府是循著這一思路去做的。團結香港基金不久前公布的研究報告也循著這一思路，但同時強調政府必須主動降低公營房屋價格。然而，香港長期形成公營與私營兩大房地產市場。政府增加土地供應而降低地價的效應，以及增加公營房屋供應而降低居屋價格的效應，能否順暢地傳遞到私營房地產市場？這是一個有待討論和解決的問題，不能當作毋需論證的「前提」（premise）。

　　須向知識經濟轉型

　　另一件事發生在10月27日，特區政府所設標準工時委員會的6名勞方委員於開會中途集體離場以抗議資方委員堅決反對政府立法規管標準工時，並且明確表示，除非資方委員讓步，否則他們不會重返談判桌。11月28日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披露，他已勸說2名勞方委員，希望他們重返談判桌。但是，同一天，一名勞方委員重申6名勞方委員共同立場；一名資方委員強調資方委員堅決不讓步，重申資方同意政府就合約工時立法已是一大讓步。

　　眼下標準工時之爭如何結局取決於政治角力各方的力量對比和政治智慧，暫且不論。但是，在長期，香港必須立法規管工時以維護勞工應有人權。困難在於，香港的絕大多數企業規模小，戶主們已承受最低工資不斷上調的壓力，如再加上標準工時規管，則很難避免一部分企業倒閉或主動結業。換言之，勞工與資方關於標準工時的角力，不僅關乎不同政治派別爭取民意和選票的較量，而且涉及香港企業結構轉變。

　　25年前，我在分析香港產業結構轉變時就指出：香港企業結構需要大型化。有關文章收入《香港經濟：歷史轉捩點》。當時，我的觀點是：「在生產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階段，而且外部市場條件比較寬裕的80年代，香港的中小企業的確靠靈活應變取得了成功。然而，進入國際競爭愈益激烈的90年代，必須順應新的條件作相應的調整。」遺憾的是，香港沒有發展高科技產業。向知識經濟轉型蹉跎歲月，以至於今天約98%企業仍為中小企業。

　　經濟是有客觀規律的。被延宕的終究要發生。香港企業結構細和房地產市場仍主導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相互糾纏，是到了必須標本兼治的時候了！

　　民生問題不會隨經濟發展而自動解決，但是，發展經濟是解決民生問題之本。香港只有解決阻礙經濟轉型和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才能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來改善民生。

　　這一切又涉及政治。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香港社會政治化之所以愈益惡化，同經濟結構性問題惡化直接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