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不應被輿論綁架，監管機構要有自己的穩定的監管哲學。任何政策，都要未雨綢繆，而不是在每個市場下跌的當晚驚慌失措。
證監會，是一個特殊的機構。其每一項政策，都會影響萬億蒼生的財運。賺錢的，不會出來為其辯護；虧錢的，自然成為批評該機構的主要力量。輿論，實際上很多時候在裹挾政策。股市政策不應被輿論綁架，監管機構要有自己的穩定的監管哲學。
輿論，有時候屬于多數人，有時候屬于那些嘴巴大的；有時候代表了民意和正義，有時候代表了群體暴力。股市，是一個事關利益各方的場所，每一筆交易，有掙錢的，就有虧錢的，賣者和買者總是一樣多，買者賣者都是好人民。被利益裹挾的輿論，自然更多時候屬于嘴巴大的，更多時候容易催化群體暴力。如果股市政策被輿論綁架，證監會沒有自己的一套監管哲學，則必然難以適應如今的證券生態市場，直接導致政策隨意性增大，讓更多投資者遭殃。
救市的關鍵是救經營，救仍有前途的上市公司的經營，關鍵是其資產負債表的安全；如果一個公司沒有前途了，直接倒掉是最好的選擇。如果數萬億的救市資金，用來直接幫助有關企業轉型，中國經濟的供給側改革，會如虎添翼。如果直接拿去買股票了，效果遠遠不如公開市場操作中買入債券投放貨幣的效力，這些流動性幾乎是完全沉淀。中國股市中沒有所謂的敵對勢力，所以也不需要類似當年狙擊索羅斯時候的“盈富基金”。
救經營也不是高價購買企業資產，價格是推動優勝劣汰、吐故納新的最好工具。政府要珍惜納稅人的錢，在有前途的企業最困難的時候，用直接注資的方式廉價地獲取股權或資源，以確保國有資產和納稅人資產保值增值。沒有救助價值的企業，直接讓他破產。只有當舊的泡沫破滅，社會資源價格才會下降，新的企業家才能夠利用廉價的基礎設施進行新的創新。否則，高企的要素價格將成為阻礙經濟轉型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國家有多少創新扶持基金都是白搭。
證監會不應被輿論裹挾，要有自己的政策哲學、監管哲學。任何制度，都要全面論證，而不應只聽取個別專家意見。任何政策，都要未雨綢繆，不應該在每個市場下跌的當晚驚慌失措。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更要注重政策協調，謹慎呵護金融生態系統，用嚴肅的監管凈化這個生態系統，而不應該簡單粗暴地干預這一生態系統。
一、政策不應指揮指數，改革要靠資本市場制度建設
輿論的旗手，總是希望官方能給點股市的預測。盡管股市預測從來都不是官方該干的事情。股市點位的預測，是市場參與者的事情，不是政策制定者的事，也不是監管者的事。
拿“國家牛市”這四個字來說，本是坊間雜談而已，就有那么一派人士喜歡談政治周期。但這話，官媒不能說，黨媒更不能說。某官媒黨媒在2015年的初夏放出豪言，4000點只是牛市的開始，成了股市動員令。這時候被忽悠進來的不會是專業投資人士，基本是不明就里的群眾。犧牲的，也是這些老百姓(53.30 +2.84%,買入)的利益。
為了救市，有關方面也不惜指示點位。例如：某自律組織聲明，4500點之下不減持，對普通投資者產生了誤導。
經濟轉型真的需要指數來支持嗎？國家真的需要指數大牛才能做事嗎？這些話如果是某個江湖術士信口雌黃，倒也罷了，如果作為某正規媒體的社論，就貽笑大方了。
改革靠的是資本市場制度建設，與指數高低沒有關系。拿當前的供給側改革來說，說的是傳統過剩產能要清理，新興產能的建設要支持。如果這些傳統的鋼鐵、煤炭的股價呼呼上漲，這些產能還能被清理嗎？如果過剩產能霸占了社會資源，就會導致其他新興行業的資源短缺，或者導致其他新興行業必須支付高昂成本去獲取資源。這樣，轉型能成功嗎？
也有人說，要把新興產業股票都炒上去，才能支持新產業轉型。這也是一個誤導。如果新興產業的股價炒上去了，乃至透支了未來多年的漲幅，一個理性的創業者或投資者，應該把股票賣掉，拋棄這個公司。獲得資金之后去做更多的事情，支持更多新興產業，才是對社會更大的貢獻。
阻止沒落產業的股價下跌，或催化新興產業的股價上漲，都不是政府該干的事情，并非政策該發力的地方。政府要做的，是做好資本市場建設，讓市場參與者有更豐富的金融工具：投資人有更多的金融工具設計自己的投資；實業經營者有更多的渠道參與到資本市場中，能夠借助完善的資本市場更好地推動自己的發展。政府能給企業的是資本市場，一個表演和施展的舞臺，而不是股價。如果政府給了企業高股價，理性的股東應該兌現走人。
股災時，政府要救的并非股價，也救不了股價，否則就沒有歷史上那么多的股災了。政府要救的，一是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關鍵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或是那些因股價下跌可能遭遇巨大風險的金融系統。救助的方式，應該是在這些金融公司出現危機的時候，廉價地獲得其資源，既幫其度過難關，也大賺一筆，實現救市資金（納稅人的錢）的保值增值。
二、救市資金一定要救助企業經營
縱觀2015年6月底以來的各類救市政策，一個典型的特征就是使用局部暴力手段。一個一個的手段，看起來都很猛，但對市場的傷害卻是系統性的。
救市，不是單純地拿錢買股票就行。如果市場對前景沒信心，國家隊有多少錢，都難以托住股票指數。從貨幣供應的角度來看，國家隊用來買股票的錢，置換出的是市場的錢；由于其他投資人對股市沒有信心，錢到了他們手里，就不會流進股市了。這個簡單的邏輯告訴我們，拿錢買股票的救市方式，與公開市場買債券投放貨幣的效果是天壤之別。用這一方式救市，不僅救不了股市，甚至都沒有形成貨幣供應，不符合基本的市場哲學。
我們看看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救市是怎么救的。在道瓊斯指數從2007年10月份的14198.10點高位下跌的過程中，直至跌到6469.95，美國并未動用財政資金從二級市場大手筆買股票。美國人的救市，更像是趁火打劫：在最困難的時候，用最低的價格獲得那些最有價值的資產。如果公司不值得救了，美國政府是不會花錢的。
2008年9月12日星期五，美國財政部長Hank Paulson召集華爾街十幾家投資銀行的老總開會，商討雷曼兄弟的命運，Paulson 指出除非能在星期一股市開市前為雷曼兄弟找到買家，否則就只有倒閉這一條路，但是美國政府不會為任何人收購雷曼兄弟出資擔保。
但美國政府救了兩房。因為這是牽動金融系統的關鍵企業，即便如此美國政府也不是直接買股票，而是為其債務擔保，救助其經營。這一對“政府贊助企業”的信用支持，也受到了不少的質疑：在一些市場人士看來，既然購買“兩房”債券的人獲得了比美國國債更高的利息，所以也應該承擔相應的風險，美國政府沒有理由用納稅人的錢來為其埋單。
我們再看看巴菲特是怎么救市的。2008年9月下旬，巴菲特同意對高盛注資50億美元；作為回報，他獲得了高盛市值50億美元的優先股；同時獲得了普通股認股權證，允許他以115美元/股的價格收購高盛另外價值50億美元的普通股，盡管當時該股股價為125美元/股。對于優先股部分，高盛公司承諾每年支付伯克希爾公司10%的分紅，但有權隨時回購本公司股票，代價是在巴菲特出價的基礎上再加價10%。2011年4月，高盛公司支付55億美元從伯克希爾公司手中回購了這些優先股。按累計13億美元的紅利計算，這筆交易的優先股部分給伯克希爾公司帶來了總計18億美元的收益。再來看權證部分，巴菲特的公司不必花50億美元去購買高盛普通股，相反，高盛屆時將以股票的形式支付給他14億美元的差價。這就意味著巴菲特將從這筆對高盛公司歷時四年半的長線投資中輕松獲得總計達32億美元的收益，投資回報率高達64%。盡管在其后的幾年里高盛的股價表現并不好，遠遠遜于輝瑞、蘋果等，但巴菲特憑借其“優先股+認股權證”的特殊交易結構大賺一筆。
美國政府救活了兩房，從而保住了整個房地產次級債系統。巴菲特在高盛困難的時候救了高盛，維護了高盛的穩定。兩者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把錢直接交給了業務的經營者，直接注入到了公司本身，而不是在二級市場接盤，沒有為投機客接盤。接盤俠看起來很英勇，但對企業經營毫無裨益。毫無疑問，國家隊的資金，萬億規模的人民幣，如果用來支持有關公司的經營，尤其是符合“供給側”轉型方向的公司的經營，效果一定是立竿見影的，股價會得到很好改善。而浪費在接盤上，這些錢一毛也不會用于公司的實際經營。
如此看來，不懂得企業經營，只知道出手買股票的國家隊資金，不過是證券史上的一個笑料而已。
三、救市政策不應被情緒裹挾
證券市場是一個系統性生態系統。尤其是在近年來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大背景下，金融系統成為了一個多系統共生的復雜的生態系統。維系一個復雜生態系統，靠的一定是某種自然法則——我們稱之為市場哲學。
有幾個基本的市場哲學，我們必須要清楚，管理層也必須要清楚。
（1）買賣無關乎道德，只是證券市場的交易而已
在2015年7月，中國股市出現了一個怪事，看空的和賣股票的被指責為賣國賊、漢奸。讓人不解的是，買者和賣者如果不是一樣多，這股市是怎么成交的？如果一樣多的話，難道一半股民是賣國的？我不相信，你信嗎？
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不是用手里的錢傻傻地買股票托市，那樣最終不過成為歷史的煙塵而已。一個有社會擔當的企業家，在泡沫破滅之后，恰恰能夠利用廉價的社會基礎設施，從事新的產業。如果你仍然傻傻地用自己的錢托市，讓舊的泡沫不破滅，新的企業如何能夠獲得廉價的基礎設施，如何獲得廉價的資源？這才是不愛國，是故意阻礙中國轉型。
供給側改革的最大阻力，便是傳統落后產能占用了太多的社會資源，導致社會基礎設施價格畸高，從而扼殺了創新。
（2）職業經理人要為股東負責
股災期間的另一樁怪事，便是很多金融公司紛紛拿出自有資金救市，甚至公開表態不減持。看起來好像是義舉，但實際上，這些公司用的是誰的錢來托市了？用的是股東的錢！虧錢是虧的誰的？虧的是股東的！憑什么拿股東的錢去虧錢？為的是職業經理人的社會面子，為的是職業經理人自己得到一句“講政治”的嘉許而已。
這時候，有憂國憂民的憤青反駁說：中華民族危機關頭，豈能在乎個人利益？
這些看起來的左派，實際上是徹徹底底的反動派。一個沒有出清的市場，能吐故納新嗎？2008年從6000點跌到1664點，中華民族倒下了嗎？美國1929年股災，美利堅民族倒下了嗎？
如果傳統企業都被你們救活了，讓僵尸企業霸占著中國的資源和基礎設施，還搞什么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還能有什么創新可言？
雷曼倒下了，但華爾街依然是全球的金融核心。為了利益而忽視風險控制的企業，就應該接受市場的懲罰。2015年7月救市中使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但救活的是那些曾經在鼓吹泡沫時無視經濟規律的投機者。普通股民本來不想玩的，被一遍一遍的救市聲音忽悠，導致不能在高點果斷退出股市。
（3）資產管理人要為資產持有人負責
基金經理和各類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經理，作為資產管理人，在股市下跌的時候，也被道德綁架，要求他們維護市場穩定，不要賣股票。如果他們內心堅定認為市場會下跌，而不賣股票，就是對資產持有人的不負責，違背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基本信托原則。這時候，基民也好，還是各類其他資產持有人也好，就應該贖回產品，倒逼資產管理人賣出股票。
這時候，那些偽左派們又要罵賣股票的人是賣國賊了。但動動腦子想一想，能賣得出，就說明有人買，市場正是這樣，觀點有差異，才有成交。如果賣股票的都是反動派，大家都不賣股票了，還有交易嗎？還有市場嗎？
如果大量賣股票造成了是市場下跌，是不愛國嗎？按照這個邏輯，好像你便宜賣出去的股票都被外國人抄底買去了。事實情況會是這樣嗎？也有人說了，跌得太多了很多風險就暴露了。但這些頑固派好好想想，中國現在的問題，正是傳統資產價格太貴阻礙了轉型，阻礙了改革。大家為什么會批評4萬億？那是因為4萬億與自己手里的資產不直接相關，所以會樂于批評4萬億阻礙了轉型。股市托市是一個道理。鋼鐵、煤炭、銀行往往成為救市主力，市值龐大，正是中國股市的癥結所在。因為事關這些人手中的股票價格，與4萬億就不執行一個標準了。
（4）市場的生命力在于交易，交易自由是風險自擔的前提
如果不尊重這些基本原則，任性地踐踏這些規則，導致市場沒有交易，才是真正的風險所在。熔斷機制之所以千夫所指，正是因為他直接關閉了交易，導致風險無法在交易中化解。股市也是一個接力游戲，4000點的時候，有人看多，也有人看空；3500的時候，也是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即便跌到了3000、2500，乃至2000以下，同樣是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只要交易是自由的，每個主體都能夠在自己承受范圍內承擔風險，錯了就出局，市場主體也是吐故納新。
如今的中國金融市場，不再是小平同志說的那樣“要堅決地試，搞不好可以關掉嘛”。經濟金融系統已經成長為一個超級復雜的生態系統，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掉鏈子。就拿證券行業來說，尤其是在過去幾年創新大會每年召開以來，各類創新已經讓金融市場成了一個完整的復雜生態系統。一個復雜生態系統，該怎么管？自然界中，有很多簡單粗暴地對付生態問題的做法。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個地區為了遏制某種生物，引入其天敵，結果天敵來了由于這個天敵沒有天敵，很快成為災難。證券市場也一樣，如果不尊重市場規律，簡單粗暴地救市、限制價格、禁止交易，會導致證券生態系統的其他環節癱瘓，從而誘發全面危機。
（5）證監會不應被輿論裹挾，要有獨立客觀的監管哲學
證監會1月7日晚間答記者問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引入熔斷機制是在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發生以后，應各有關方面的呼吁開始啟動的”。這話什么意思？就是說，證監會也沒辦法，社會呼聲高啊，專家都建議要引入熔斷機制，輿論都要求引入熔斷機制。現在引入了，錯在專家和輿論。
我的印象也很深刻，2015年7月間發生在中國股市的大動蕩，令億萬投資者傷痛欲絕。于是許多專家學者們紛紛提出引進美國股市的"熔斷機制"，認為引進這個機制，一定可以提高中國股市的穩定性，可以規避暴漲暴跌的風險。
專家們當時還要求政府立即出資救市，成立“股市平準基金”，買股票。呵呵，該說什么呢？這些專家虧錢了，想要政府幫他們解套，竟然用如此高大上的語言表達這么自私的想法。
不過，也要說一句公道話：2016年的第一周的交易，并不能證明中國的專家學者們的幼稚和無知，網絡中這一點評論是混淆了政府和專家的職能。
專家，之所以稱為專家，是因為在某一個領域很有研究。目前說話的這些專家，有誰是專門研究“熔斷機制”的？他們之前可有相關論文？如果沒有，與暴民有何區別？專家在專業領域之外，不該偽裝專家。而政府的政策，是一個系統工程，每一個環節，都需要相應的真正的專家。熔斷機制是否需要與現行的漲跌停制度、t+1制度、金融衍生產品體系相協調，是需要政府做全面論證的。
當“熔斷機制”反復被觸發，引起市場的恐慌，幾乎處于失控的狀態。于是“專家”們又膽怯，害怕了，于是又犯了一個錯上加錯的不可原諒的錯誤：呼吁暫停“熔斷機制”。試想，就像生物界的生態系統一樣，豈容你引入一個新物種，然后立即消滅一個新物種？
證監會不應被輿論裹挾，要有自己的政策哲學、監管哲學。任何制度，都要全面論證，而不應只聽取個別專家意見。任何政策，都要未雨綢繆，不應該在每個市場下跌的當晚驚慌失措。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更要注重政策協調，謹慎呵護金融生態系統，用嚴肅的監管凈化這個生態系統，而不應該簡單粗暴地干預這一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