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貼在鄭州一大學校園內的校園網貸廣告。這些廣告的校園代理，也多是本校學生。攝影/新京報記者 曹曉波
3月23日，一名學生走出河南牧業經濟學院。月初，該校大二學生鄭旭欠貸自殺引發關注。
3月9日，迷戀賭球的河南牧業經濟學院大二學生鄭旭，在欠下60多萬的校園網貸之后，在青島跳樓。
鄭旭自殺，讓名目繁多的“校園網貸”平臺暴露在公眾視野。在大學生信用卡業務被叫停之后，這些“校園網貸”乘虛在高校跑馬圈地，通過校園代理和中介，在大學生中間開展貸款業務。
一些網貸公司為拓展業務，風險把控不嚴，貸款審核更是形同虛設，致使如鄭旭一樣的普通學生能貸款幾十萬，最終卻陷入無法償還的絕境。此外，部分網貸平臺甚至惡意放貸，編織出“服務費”、“逾期費”、“催收費”等等陷阱，通過各種方式催收本金利息，謀取暴利，以至于很多學生陷入網貸泥沼。
鄭旭之死，掀開了隱沒的校園網貸一角，而事件背后，則是對于互聯網金融立法和監管的缺失。正如鄭旭父親所言，該有人來管管了。
發自河南鄭州
兒子死后第14天，老鄭依舊接到了催債電話，對方稱鄭旭還欠貸款兩萬。
這位46歲的農民操著一口河南鄧州鄉音，咕噥著回應：“鄭旭死了。”
催債人似乎并不愿意相信，以為是借口賴賬。
實在忍不住了，老實、聲小的老鄭對著電話大喊：“小孩都不在了，小孩都被你們逼死了。”
作為一個父親，除了難以承受的喪子之痛，他還要面對兒子留下的難題，一筆對于這位普通農民來講近乎天文數字般的60萬元巨債。
盡管從法律關系上，老鄭無需替子還債，但他認為是兒子拖累了很多同學，更希望校方和網貸公司也給個說法，“不能有學生再走鄭旭的老路。”
奪命貸款
同學說，鄭旭本來說是去青島賣腎，好回來還貸款，結果傳來跳樓噩耗。
“聽說跳樓摔下去會很疼，但是我真的太累了，兄弟一場，真的很感謝大家以前對我的照顧，我鄭旭對不起大家。”3月9日晚，鄭旭在微信群里留下這段話，跳樓自殺。
在此之前，這個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已自殺過4次，原因都與高額的貸款及逾期費有關，還有步步緊逼的各種催債方式。
因為賭球，他欠了60多萬，這些欠款大都來自校園網貸平臺，其中很多欠款，甚至是他冒用或求助同學所辦理的分期借款。
受此牽連的是該校28名學生，其中欠款最多的達到11萬多元。
學生們委托了河南豫龍律師事務所付建律師作為代理人，由該律師免費為他們維權。
付建受理后，發現互聯網金融在法律上處于監管空白地帶。
他對11家網貸平臺的資質提出質疑，他認為，在工商經營范圍內，不允許經營金融業務及金融貸款，“但這些網貸公司的官方網站上，都明確寫明可辦理金融業務，可辦貸款。”
深入調查之后，付建更發現網貸平臺火熱背后，還暗藏很多貓膩，甚至多位學生的貸款合同，都并非本人簽字。
鄭旭以黃龍名義在多個平臺上貸了10多萬元。黃龍說，在諾諾鎊客上辦理分期，不需要簽合同，也不用簽字，是鄭旭拿手機在寢室為他錄了一段視頻，上傳到網上就好了，“易學期和優分期的合同，也都不是我簽字。”
此外，付建還發現一些網貸平臺過分宣傳和夸大分期產品，諸如低門檻、零首付、零利息、免擔保，“但是收取變相的高額的服務費，其實超過利息的。”付建說，有的網貸公司甚至涉嫌合同欺詐，未履行告知義務，故意讓學生逾期，以收取高額逾期費。
巨款般的欠貸，以及高額的逾期費，讓鄭旭不堪重壓。
他在網帖上寫道，自己曾去打工試圖賺錢還貸，但每個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是杯水車薪。
他去青島，也是與想還貸有關。同學黃龍說，鄭旭自稱去青島賣腎還錢，“沒想到傳來的竟是跳樓的消息。”
擦邊球生意
根據學校知名度，二、三本學校貸款一般最高2萬，一本最高4萬。
給鄭旭貸款的網貸平臺，有十多個，有本地的，也有外省的。
在鄭州本地，做學生貸知名的有兩家，分別為鄭州大管家、抱團貸，最火的有四家來自省外：分期貸、愛學貸、優分期、諾諾鎊客。
去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信用管理研究中心發布《全國大學生信用認知調查報告》顯示，8.77%的大學生使用貸款獲取資金，其中小額信用貸款占比5.33%、網絡貸款占比3.44%。另據速途研究院《2015大學生分期消費調查報告》調查結果，61%的大學生傾向于選擇分期付款消費。
看別人風生水起，商人尹燕也準備在這個龐大的市場里分一杯羹。
注冊公司較為簡單，只需辦好工商登記和向工信部門備案，就開始從事網貸業務了。
尹燕明白，這是打擦邊球，在灰色地帶游走。
工商登記的經營范圍內并無網貸的業務，因此，網貸公司與學生簽下的是服務管理合同，并非買賣合同或者借貸合同。
根據學校的知名度，貸款額度不一，二本、三本學校一般最高2萬元，一本學校可以達到4萬。
P2P平臺跑馬圈地，只需要身份證、學信網信息、學生證、電話號碼，就給放款，“有的平臺為了高速發展不計代價。”
但這個行業比他想象的要亂。
如今已是某網貸公司總經理的尹燕介紹，網貸公司的利潤來自服務費和逾期費，這些費用都由網貸公司自行定標準，較隨意，一般服務費是貸款總額的5%，有的平臺甚至收10%。而逾期費才是大頭，一旦逾期，學生要額外償還貸款總額的10%，甚至更多。
“一些公司會故意不通知學生，讓你逾期，賺違約金。”尹燕說。
校園代理
作為校園代理，嚴東最多一天曾接到74個貸款電話。
鄭旭自殺后，其所在的河南牧業經濟學院校內，保潔和保安每天都要清理張貼在校園各處的校園網貸廣告。
與鄭旭同宿舍的黃龍說，鄭旭當初正是看見這些網貸廣告，才一步步走進死胡同。
在鄭州市龍湖、龍子湖兩大高校區，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發現幾乎每所高校內，都有牛皮癬一樣的各種網貸廣告。
有20多所高校的這兩大高校區，自然也是校園網貸公司跑馬圈地的重點。
多名網貸公司從業者稱，為了發展兩大高校區的業務，公司不僅各設置一名區域經理，每個學校還設置一名校園經理，再往下至各院系，則設置校園代理。
他們將最基層的代理稱為“校園大使”，或者“校園精英”。
嚴東是鄭州市一所高校大四的學生，在2015年初成為一名“校園大使”，每個月的固定收入是貸款總額2%的提成。
作為代理，第一步就是發傳單、貼廣告，“某一天缺錢學生會想起你來的”。
從大三下學期開始，嚴東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代理上面，除非考試，他一般會逃課，出來辦業務，為此兩次掛科，同學們取笑他是放高利貸的。
廣告好似魚餌，鋪開以后，坐等魚兒上鉤。
嚴東說，最多的一次，他一天接了74個電話，“一碗面條才吃幾口就接了5個電話，再吃幾口又接到電話。”
就算“高潮期”過去，嚴東的業務也是一兩天就有一單。
“代理做久了之后，一般都會往中介發展。”嚴東說，代理人如果給多個平臺拉生意，就成為中介，這在校園代理人中占80%。
沒過幾個月，他就成為了一家網貸公司的大區經理，掌管范圍是龍湖校區十多所高校，每個月要完成十多萬的業績。這時他一個月的收入是，工資約為1200元，再加上每一單0.3%的提成。
多位當地業內人士認為，普通代理一個月的收入在2000元左右，校園經理可以賺到1萬元左右，一個大區經理則可以達到好幾萬元。
中介江湖
校園代理不僅拿貸款提成，還從學生那里以各種名目收費，“宰一個是一個。”
校園代理的收入之高，并非完全是代理提成費用。
某網絡貸款公司總經理尹燕說，中介除了提成，賺的大頭還是在學生那里，即以各種名義收取額外的費用，比如車馬費、資料費、代辦費等，收費額度一般為網貸總額的10%，“宰一個是一個”。
“學生坑學生，瞞著公司做的。”嚴東說，“只要不太夸張，每單收個二三百塊錢都可以理解。”
嚴東說，有的學生為了還債，在多家平臺貸款，拆東墻補西墻，進入惡性循環，就跟鄭旭一樣。
除了現金貸款，校園中介也可以幫助急需貸款的學生套現。
一種是虛擬交易套現，在手機實體店與網貸公司合作的商家處買手機，達成假協議，一臺標價5200元的手機，學生從中介處拿走4600元，剩下的留給了中介。
另一種是實物套現，學生拿到手機，交給中介轉手賣掉，中介能賺1000元的差價。
某網貸公司風險控制經理李文說，有的中介原始積累后，擁有一定資本，可以放私貸。
在龍湖校區，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某校一位大三學生，做中介后賺了錢，開了一家公司專門做網貸中介，招了七、八個人打工。
也有學生因逾期欠款被打入黑名單，這樣的學生無法正常貸款，但就有中介專做黑名單學生的生意，不過服務費比例相當高。
鄭州龍湖高校區一名做代理的學生說，比如，貸的總額是3000元，學生拿到手有2000就不錯了，“我認識的人就有收30%的。”
此外，中介還可以將學生包裝，變成有工作的，做虛假勞動合同，可以貸款幾十萬。
如此放貸，就不擔心欠款不還嗎？
李文表示，網貸公司摸準了學生和家長的特點，他們怕自己的名譽受損畢不了業，就算去打工也會還款，父母則會更加在乎學生，“學生不還家長還。”但也有學生做好了退學、跑路的準備，“各種催款也沒有辦法，只能算是壞賬了。”
尹燕介紹，對于貸款公司來說，壞賬在2%屬于正常，很多平臺壞賬已經到了10%了，有的逾期比例甚至達到50%以上。
“催債十部曲”
學生父母和朋友電話，是網貸公司最重要抵押物，一旦欠款，就進行聲譽綁架。
為了減少壞賬和逾期率，網貸公司在催債上使出渾身解數，為此專門誕生了催款團隊。
“會有恐嚇手段，比較過分了。”某網貸公司總經理尹燕說，原因是當初為了沖業績，風控把握不嚴，讓學生低門檻進入了。
李文等風險控制負責人，則有自己的一套催款“十部曲”，分別為：給所有貸款學生群發QQ通知逾期，單獨發短信，單獨打電話，聯系貸款學生室友，聯系學生父母，再聯系警告學生本人，發送律師函，去學校找學生，在學校公共場合貼學生欠款的大字報，最后一步，群發短信給學生所有親朋好友。
“一般到第四步，學生就會還款了。”李文說。
此外，學生父母和親朋好友的電話號碼，則成為網貸公司最為重要的抵押物，一旦逾期，就進行聲譽綁架。
鄭旭的父親至今沒擺脫催款的短信。
3月16日，他的手機里又出現了一條催款短信：“屢次催收，你拒不償還”。
鄭旭的同學黃龍說，平臺的人會打電話威脅他，在今年頻繁發短信，一天沒安生過，過年也沒回家，生怕父母知道，甚至有平臺派出催債人到學校，有時三五個陌生人將欠款學生圍住。
一些學生向記者提供短信截圖顯示，網貸公司在追債中，語言充滿暴力。
“同學，記住一句話，欠錢的不是大爺，不管你拖多久這筆賬你覺得能逃得掉？”“你的所有信息都在這，不為你自己想，也為你爸媽想想。”
“楊津(化名)，看來真要老子幫你在學校門口點串鞭炮拉個橫幅吧！你真以為愛學貸拿你一點辦法都沒有是吧！欠款不還不要臉的東西！”
但鄭旭自殺之后，李文也認識到，不能再去緊逼學生了。
更多還不上錢的學生，被記錄進了“黑名單”，網貸公司不再輕易放貸。
網貸經理會在一個非官方的個人、企業網貸逾期欠款信息發布平臺上，查詢學生信用情況。
他們稱之為“民間版的黑名單平臺”。
“一些網貸公司會將本公司逾期、欠款的名單上傳，但和銀行的征信系統沒有關系。”尹燕表示，“這些黑名單并不全面，屬于自愿上傳的。”
監管真空期
“嚴格意義上來說，鄭州市沒有一家互聯網金融企業。”
網貸信用“黑名單”是民間版的，而網貸公司似乎也沒在政府部門里掛上號。
“鄭州的P2P有沒有？有的話有幾家？我們不知道。”3月23日，鄭州市政府金融辦一位負責人表示，國家對互聯網金融沒有明確規定，因此，P2P沒有監管主體。
幾天前，審計部門向金融辦核實P2P數據，該負責人回答，“我們說不知道，跟我們好像沒關系，又不需要審批、備案。”
而作為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業注冊處的處長，靳薇的職責是對省內企業準入的審核。
曾有人來找她辦理互聯網金融企業登記，靳薇認為互聯網金融是非銀行金融業務，她讓來者去找金融辦咨詢政策，有政策就放。
“嚴格意義上來說，鄭州市沒有一家互聯網金融企業。”靳薇說，對互聯網金融，目前我國還沒有行政強制審批，也不能擅自增設，因此，有的互聯網金融企業借殼電子商務，進行網上借貸業務。
“這是對立法的倒逼。”靳薇說，政府層面對網絡金融興起的反應太遲鈍，監管缺位太久了，亟待頂層設計。
據了解，去年12月28日，中國銀監會發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對網絡借貸行業釋放具體的監管思路。
該辦法界定了網絡金融是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業務活動，明確監管方，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開展監管工作，同時，遵循“誰審批、誰監管”的原則，由地方金融辦負責風險防范與處置。
這意味著P2P將不發牌照，而是采取類似小貸協會的管理方式，推動行業自查自糾、清理整頓等。“意見征求完了，不久會下發。”河南省銀監會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處處長李新軍說。
“新法出來前，是真空期。”李新軍表示，衍生的問題是，目前監管主體不明確，網絡金融公司不會來銀監會備案，“我們不掌握這些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將“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列入“2016年重點工作部分”，互聯網金融行業進入“監管時代”。
進校爭議
學生對網貸進校園有觀點鮮明的兩派，但更多官員和專家，更強調嚴格的貸、用審核。
在鄭旭自殺之后，不僅網絡借貸公司資質問題飽受質疑，網貸能否進校園的問題，也引發了巨大爭議。
網貸風險控制經理李文認為，大學生喜歡新奇的東西，消費欲望強，互聯網金融平臺的發展，填補了信用卡的空白。
“大學生是成年了，但經濟來源主要是父母，學生本身并沒多少償還能力。”鄭旭多位同學認為，網絡借貸是學生虛榮心作怪，不能進校園，學生根本沒有還款能力。
鄭旭的父親則表示，學生借貸必須要經過家長同意，而且不能夠向多家平臺貸款。
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李有星認為，現在的校園網貸屬于消費者金融，“要保障專款專用，這才是對學生負責。”
他認為，對學生放款要定額，住宿費、資料費、學費等常規的借貸要定向，直接由貸款公司打給學校，還要嚴格審核用途，這樣作為一個互聯網金融的錢款發放才有安全感，對于借款人也負責。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業注冊處處長靳薇稱，互聯網金融在國家轉型期間，解決融資難問題，形式上是好的，“不能完全禁止。”
她認為，有的大學生已經開始創業，有經濟能力，有固定的收入，只要審核嚴格就可以辦理。
多位校園網貸從業人士認為，還應建立統一的征信中心，防止大學生在不同平臺多次貸款，埋下巨大的壞賬風險，也給本人帶來風險。
鄭旭自殺之后，河南牧業經濟學院于3月19日上午，舉行了“大學生貸款應理性，提高安全防范意識”報告會，500名學生參加。
而鄭旭父親，仍在跟校方交涉。他覺得校方沒有管好自己的孩子，要承擔責任；他還呼吁，讓違規放貸的企業免除受害學生的債務。
但眼下，老鄭無暇顧及這些了。
他的妻子在事發后15天，才知道兒子死亡的消息。
這個做完子宮肌瘤手術不到兩個月的中年婦女，哭倒在家里。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學生、家屬、網貸公司相關人員，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曹曉波 實習生孫良滋 羅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