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天沂

　　如果问香港是什麽城市？很多人会说是国际都会、金融中心、旅游中心、购物天堂等等，虽然大家的角度各有不同，但相同的一点，就是都以经济方面的成就与特点来描绘香港。可见，「香港是经济城市」这个命题完全成立。作为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扮演「经济城市」的角色，既符合国家利益，也是中央的殷切期望。跳出经济的范畴，香港绝对处於弱势，甚至会误入政治的禁区，例如国防外交与香港无关，自不在话下；如果香港搞政治、搞斗争，社会纷纷扰扰，结果又是怎样呢？答案不言而喻。

　　可悲的是，香港社会有股力量，一直想将香港引入政治纷争、社会动荡的险境，完全背离了作为「经济城市」应有的和谐与安定局面。从立法会无日无之的「拉布」，到前年长达79日的非法「占中」，以至农历大年初一发生在旺角的「暴乱」，都在在反映出社会上弥漫着不稳定的因素。在精神层面，「本土分离主义」与「港独」的思潮在滋生和蔓延，毒害着新生的一代，情况令人担忧。

　　莫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

　　过去30多年，香港赢得了很多难得的发展机遇。二战后的50年代，大量内地人口来港，一方面为香港带来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亦带来资金与技术，香港把握了这些优势，不仅令经济起飞，更藉出口加工，令「香港制造」享誉国际，同时赢得「亚洲四小龙」的美誉。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随着制造业北移，香港一方面重新发挥「转口港」的优势，带动贸易增长，为航运中心地位奠下基础；另一方面开创「前店后厂」模式，使服务业得以蓬勃发展。2000年以后，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借助香港平台「走出去」，令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IPO市场。香港亦把握机会开拓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更令银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以及会计、法律、谘询等专业服务业受惠。

　　当然，在香港庆幸可以坐享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错失了一些本应好好把握的机会，尤其在创新科技方面。对此，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教授日前指出，过去30多年，香港曾两次错失发展创新科技的机会，第一次是在80年代，香港与台湾、新加坡、韩国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当时其余「三龙」的政府都在大力发展科技，唯独港英政府以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为由，拒绝主动积极投资科技。另一次则是回归初期，首位特首董建华有心发展科技，但碍於官僚体系内庞大阻力而举步维艰。尽管黄玉山一再强调，创科的发展是一个非政治性的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香港目前处於一个「嘈吵」的环境，许多民生的问题都被政治化。(《黄玉山：创科不成功便成仁》，刊2016年3月9日《大公报》)

　　有监於香港社会愈来愈政治化，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3月6日会见港区人大代表，提到「香港的地位来源於经济，不应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可谓一语道破香港的本质就是一座「经济城市」，对国际社会而言如是，对内地而言亦如是。香港之所以成为「东方之珠」，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主要是因为香港的「经济」成就，而非「政治」角色，这实在值得反思。

　　把握「一带一路」新机遇

　　面对现今世界日益激烈的国际和地区竞争，香港能否继续保持已有的优势、不断培育新的优势，说到底取决於经济发展状况。目前香港经济出现另一次的转型抉择，适逢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又有国家建设「一带一路」带来的无限机遇。香港无论在法治、廉洁、效率等制度方面，还是在金融、专业服务、高端物流等行业方面，以及在语言文化、地理等方面，都仍有优势，如果港人能够认清经济城市的本质，毅然放下政治纷争，绝对能够把握香港经济再次成功转型的契机，巩固并增强既有的国际地位。

　　行政长官梁振英年初发表《施政报告》，独辟专章论述香港如何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发展经济，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一带一路」与香港关系不大。其实，这种现象恰恰反映香港社会某些人漠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不重视「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的新机遇。

　　必须承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例如中东、中亚国家）与香港经贸关系不是很密切，甚至可以说香港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近乎零。话分两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一定可以得益，但最坏的情况也只是市占率为零；假若有生意可做，由零市占率到正数市占率的增长就十分可观。以伊朗为例，当联合国撤销对当地的经济制裁之后，各国都急於开拓新市场，与伊朗打交道。1月29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到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并见证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伊朗落实向空中巴士公司购买118架飞机，总值220亿欧元。

　　过去，香港面对形势转变时，「穷则变，变则通」，而这种「变通」是要往经济机遇方面努力，而不是自寻烦恼，在政治问题上造成纷争。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令各方各走极端，立场更为强硬，无「变通」空间。因此，是时候放下政治纷争，重新认识香港「经济城市」的本质，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