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天沂

　　如果問香港是什麼城市?很多人會說是國際都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購物天堂等等，雖然大家的角度各有不同，但相同的一點，就是都以經濟方面的成就與特點來描繪香港。可見，「香港是經濟城市」這個命題完全成立。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扮演「經濟城市」的角色，既符合國家利益，也是中央的殷切期望。跳出經濟的範疇，香港絕對處於弱勢，甚至會誤入政治的禁區，例如國防外交與香港無關，自不在話下;如果香港搞政治、搞斗爭，社會紛紛擾擾，結果又是怎樣呢?答案不言而喻。

　　可悲的是，香港社會有股力量，一直想將香港引入政治紛爭、社會動蕩的險境，完全背離了作為「經濟城市」應有的和諧與安定局面。從立法會無日無之的「拉布」，到前年長達79日的非法「占中」，以至農历大年初一發生在旺角的「暴亂」，都在在反映出社會上瀰漫着不穩定的因素。在精神層面，「本土分離主義」與「港獨」的思潮在滋生和蔓延，毒害着新生的一代，情况令人擔憂。

　　莫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

　　過去30多年，香港贏得了很多難得的發展機遇。二戰后的50年代，大量內地人口來港，一方面為香港帶來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亦帶來資金與技術，香港把握了這些優勢，不僅令經濟起飛，更藉出口加工，令「香港制造」享譽國際，同時贏得「亞洲四小龍」的美譽。70年代末、80年代初，內地改革開放，隨着制造業北移，香港一方面重新發揮「轉口港」的優勢，帶動貿易增長，為航運中心地位奠下基礎;另一方面開創「前店后廠」模式，使服務業得以蓬勃發展。2000年以后，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借助香港平台「走出去」，令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IPO市場。香港亦把握機會開拓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更令銀行、證券等金融服務業，以及會計、法律、諮詢等專業服務業受惠。

　　當然，在香港慶幸可以坐享發展機遇的同時，也不能不承認錯失了一些本應好好把握的機會，尤其在創新科技方面。對此，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日前指出，過去30多年，香港曾兩次錯失發展創新科技的機會，第一次是在80年代，香港與台灣、新加坡、韓國并稱為「亞洲四小龍」，當時其餘「三龍」的政府都在大力發展科技，唯獨港英政府以采取「積極不干預政策」為由，拒絕主動積極投資科技。另一次則是回歸初期，首位特首董建華有心發展科技，但礙於官僚體系內龐大阻力而舉步維艱。尽管黃玉山一再強調，創科的發展是一個非政治性的議題，但也不得不承認香港目前處於一個「嘈吵」的環境，許多民生的問題都被政治化。(《黃玉山：創科不成功便成仁》，刊2016年3月9日《大公報》)

　　有鑑於香港社會愈來愈政治化，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3月6日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提到「香港的地位來源於經濟，不應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可謂一語道破香港的本質就是一座「經濟城市」，對國際社會而言如是，對內地而言亦如是。香港之所以成為「東方之珠」，在國際舞台上長袖善舞，主要是因為香港的「經濟」成就，而非「政治」角色，這實在值得反思。

　　把握「一帶一路」新機遇

　　面對現今世界日益激烈的國際和地區競爭，香港能否繼續保持已有的優勢、不斷培育新的優勢，說到底取決於經濟發展狀况。目前香港經濟出現另一次的轉型抉擇，適逢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又有國家建設「一帶一路」帶來的無限機遇。香港無論在法治、廉潔、效率等制度方面，還是在金融、專業服務、高端物流等行業方面，以及在語言文化、地理等方面，都仍有優勢，如果港人能夠認清經濟城市的本質，毅然放下政治紛爭，絕對能夠把握香港經濟再次成功轉型的契機，鞏固并增強既有的國際地位。

　　行政長官梁振英年初發表《施政報告》，獨辟專章論述香港如何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發展經濟，卻在社會上引起不必要的爭議，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一帶一路」與香港關系不大。其實，這種現象恰恰反映香港社會某些人漠視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不重視「一帶一路」給香港帶來的新機遇。

　　必須承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很多(例如中東、中亞國家)與香港經貿關系不是很密切，甚至可以說香港在當地的市場占有率近乎零。話分兩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不一定可以得益，但最壞的情况也只是市占率為零;假若有生意可做，由零市占率到正數市占率的增長就十分可觀。以伊朗為例，當聯合國撤銷對當地的經濟制裁之后，各國都急於開拓新市場，與伊朗打交道。1月29日，法國總統奧朗德與到訪的伊朗總統魯哈尼舉行會談，并見證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伊朗落實向空中巴士公司購買118架飛機，總值220億歐元。

　　過去，香港面對形勢轉變時，「窮則變，變則通」，而這種「變通」是要往經濟機遇方面努力，而不是自尋煩惱，在政治問題上造成紛爭。這樣做的結果只會令各方各走極端，立場更為強硬，無「變通」空間。因此，是時候放下政治紛爭，重新認識香港「經濟城市」的本質，以發展經濟為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