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身處北上廣的人離開北上廣，也擋不住全國各地源源不斷的人流。
從整體上看，中國人並沒有“逃離”北上廣。據各地市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9-2014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包括戶籍+非戶籍)從1921萬人暴增至2425萬人，淨流入量高達504萬，位居全國城市之首。排名第二的北京不甘示弱，常住人口淨流入量達到396萬，總數達到2151萬人。廣州略遜一籌，常住人口淨流入量為275萬，位列第四。
奔向北上廣的人來自全國各地。例如根據北京市統計局，2015年北京常住外來人口來源地涉及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東、黑龍江、安徽5個省，合計占到57.6%。更讓人吃驚的是，在所有常住外來人口中，離開戶口登記地五年及以上的人占了47.1%，比起2010年又提高了17.3%，這意味著想要留下長期定居的人越來越多。
2015年10月26日，北京，農民工正在建材市場外等待工作機會。/REUTERS相比之下，那些人口流出地就稍顯悲慘了。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告訴我們，安徽約有962萬人奔赴外省，其中去上海的就占了27.0%;湖南人口流出約為723萬，超過半數都去了廣東(包括廣州)。這些枯燥的數字都是在證明：即使確實有身處北上廣的人離開北上廣到別處定居，那也抵擋不住全國各地源源不斷的人流。
北上廣之所以受青睞，都是一些再簡單不過的經濟原因：就業機會更多、工資更高……
人們青睞北上廣，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北上廣的就業機會更多、更豐富。你在偏安一隅的縣城無法成為一個劇場的安保人員，或者無法靠演出來養活自己，但在北上廣就有可能。文化部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全國有專業劇場873家，平均每10個縣級城市才擁有1個專業劇場，但一個北京就擁有多達數十個專業劇場。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專業劇場全年平均演出場次在100場以上，其他地區大約平均只有40場。
《城市的勝利》一書作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解釋道，城市的密集人口為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提供了一個市場。在紐約、舊金山、芝加哥和倫敦，有數百家專門服務於特定消費群體的餐館;它們烹制全球各地的美食，融合各地不同的烹調方式，可以滿足富裕或貧窮消費者的不同需求。而在人口密度較低的遠郊，各個家庭往往會自己做飯吃，無論他們是否擅長廚藝。——格萊澤的推論同樣適用於北上廣，唯一需要區分的是，北上廣的食品質量恐怕沒有上述城市來得安全。
2016年6月16日，上海，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影迷購票踴躍。/視覺中國高工資，以及對高工資的預期也是吸引人們湧入北上廣的原因之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童玉芬和王瑩瑩，利用國家衛計委提供的2013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研究發現，城市平均工資每提高1%，流動人口選擇北上廣的概率就將提高數百倍。而2014年，全國職工月平均工資才4000元出頭，北京、上海的月平均工資已紛紛越過了5000元大關。
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工資高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在美國，大城市的大都會區工作的工人收入比不在大都會區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在日本，2013年6月首都東京的月平均工資比本州島最北部的青森縣高出13.3萬日元(約合8400元人民幣)。美國費城聯邦儲備銀行高級經濟顧問傑拉德·卡利諾(Gerald A. Carlino)梳理道，大城市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高度集聚，帶來了較高的擁擠成本(交通堵塞和汙染)以及高昂的住房成本，為了抵消這些成本，工作者必須擁有更高的工資。
可為什么大城市裏的公司願意付給工作者更多的工資?為什么公司要在人力、土地成本高昂的大城市裏繼續做生意?唯一的理由就是，高工資體現的是高生產率。城市為公司帶來的生產效率優勢，足以抵消這些成本。日本神戶大學經濟產業研究所的近藤惠介(Kondo Keisuke)舉了日本麥當勞的例子。東京和神奈川縣(人口密度僅次於東京、大阪)2014年的法定最低工資相差無幾，為每小時888日元和每小時887日元。當門店位於那些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裏7000人的地區時，麥當勞提供的工資就會超過最低工資。也就是說，城市越大(人口密度越高)，麥當勞能享受到集聚經濟的好處就越多，因此就能提供更高的工資。
2015年1月7日，日本東京一家麥當勞門店。/REUTERS人才總是喜歡紮堆往大城市乃至北上廣跑，因為城市的集聚經濟帶來了信息交換和知識溢出，從而一勞永逸地提升人的生產率，進而帶來工資的增長。北京師范大學和美國克拉克大學的一項聯合研究發現，中國大城市裏的農村移民甚至可能願意放棄部分現有的收入，以換取將來更高的收入。
同樣的道理，一個本科學習“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的學生如果想從事互聯網行業的工作，他更容易在北京、上海、廣州以及深圳、杭州等地找到心儀的工作夥伴，因為中國互聯網市值前20名的上市公司——如著名的三家巨頭“BAT”——就紮堆於此。此外，根據清華大學和美國布魯斯金學會，截止2010年，世界500家最大的公司有256家已在北京進行投資。截止2013年1月，84家《財富》500強公司把區域總部設在了北京。
全世界可能只有北上廣把本國的流動人口視為洪水猛獸。
遺憾的是，雖然中國人對北上廣依舊趨之若鶩，但北上廣並不待見新移民。北上廣沒有將外來人口視為財富，而將其視為洪水猛獸。官員們抱怨說，北上廣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在官員們看來，外來人口擠占了公共服務資源，外來人口是“大城市病”的罪魁禍首。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岡在財新網上撰文稱，《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年-2020年)規定要“按照2020年總人口為2000萬左右的規模，考慮城市空間發展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可上海常住人口在2007年就已經突破2000萬，類似的人口超出規劃的現象在北京、廣州同樣發生。官員們不知道的是，北上廣的人口密度根本不需要“控制”。上海交通大學的陸銘就指出，從世界主要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來看，北京和上海不算特別擁擠。
2016年2月7日，北京，除夕夜的地鐵一號線。/REUTERS傅蔚岡還援引上海統計年鑒數據稱，1978-2012年，上海每萬人口醫生數分別從40人降到23人，每萬人口醫院床位數也從44張降到38張——醫生數和醫院床位數增加的幅度，趕不上人口增加的幅度。他指出，導致北上廣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不堪重負的，不是外來人口，而恰恰是政府對公共服務的高度管制。
北上廣可不管這么多。北京試圖通過“以業控人”把外來人口——確切說是把所謂的“低端就業人群”逼出北京。具體做法就是把城區中的家具、建材、服裝和小商品批發市場外遷，以及鼓勵用人單位吸納北京戶籍的勞動者就業。但2013年的一份中法聯合研究顯示，中國城市的外來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城市其他工業的重要支撐，它們不僅沒排擠本地工人，還促進了整體城市生產效率的提高。
2015年3月16日，北京，東城區龍潭街道拆除地下室出租屋。/視覺中國北上廣還想出的絕招是“以學控人”，增加對外來人口子女入學的限制，例如2014年上海要求外來務工人員嚴格辦理居住證，其子女才能在上海享受義務教育。2016年《經濟學人》稱，在過去的兩年裏，上海大約將5萬-8萬非戶籍學齡兒童擋在小學門外。但鮮為人知的是，上海的普通小學數量從2000年的超過1000所，下降到2014年的757所。也就是說，上海常住人口在增加，學校數量卻在減少。政府錯誤預估學生數量撤點並校，到頭來讓新來的移民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