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首次提出不動產稅以來，各種爭論、推理就沒有停過。只是，在房產稅本源與市場表象之間那層厚厚的迷霧始終沒有散去。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后，更強調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發展，作為政府治理和公共財政的重要載體、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重要工具，稅收制度自然也要順應經濟“新常態”。

 

　　正如樓部長所言，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根本途徑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加強創新能力和促進社會公平。近年來，通過“營改增”和調整起征點政策，我國在鼓勵創新和惠及中小企業上著墨頗多，但兼顧包容性和公平分配，所得稅和房地產稅等更有效的政策亟待推進。目前，綜合計征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已形成，預計明年將在全國推廣。新個稅將發揮累進機制的作用，調節多元收入。

 

　　相比20年前，居民財產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房產是居民財產“大頭”，收入差距第一決定因素。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心統計，近年來，房產一直占我國家庭資產65%至70%的份額，比美國高兩倍，房產增值收入更占家庭財產增值90%以上份額。而且，在財富聚攏和傳承、抵抗通脹上，沒有哪項資產能匹敵房產。房改以來，房產已成居民(特別是富人)第一追逐目標。

 

　　構建適應新增長模式的現代稅制，不能撇開房產稅，這是樓部長“義無反顧”背后的第一層含義。因此，盡管房地產稅制改革盤根錯節，但近年來房地產稅立法、不動產統一登記等基礎性工作一直在有序推進。囿于改革“欠賬”長期積累，基礎性工作阻力重重，但現實已形成倒逼。在服務業轉型已見端倪的東部特大城市及以其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對全國人口和資源的“虹吸效應”越來越明顯，由此造成的財富差距亟待房產稅來調節。

 

　　2015年以來，樓市空間分化史無前例，東部城市房價一騎絕塵。廣東、上海、江蘇位居資金凈融入前三位，共融入資金83.7萬億，這三個區域恰好是同期樓市銷售面積、房價增長最快的區域。2015年，東部占全國本外幣存款余額的58.7%，住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2.6%，較上年末上升22.6個百分點，中西部房貸增速則回落。

 

　　房價暴漲，而房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財富調節工具缺失，持有人享有財富效應卻無成本付出，財富基尼系數擴大(考慮財產收入的基尼系數高于統計局披露的0.47%)，并通過代際傳承延續。而且，基于熱點城市不動產的資產屬性、財富效應更強，房價暴漲拉大貧富差距、助長資產泡沫，增加百姓消費成本，阻滯經濟轉型和內需社會構建。由于樓市發展水平和數字化基礎差距大，房產稅應率先在熱點城市開征，這是樓部長“義無反顧”背后的第二層含義。

 

　　過去20多年，土地財政及樓市相關稅收貢獻了地方60%左右的收入，但目前已降至30%左右，熱點城市空間逼仄，土地財政貢獻更低。同時，“營改增”后，地方原第一大稅種(營業稅)退出，稅收分配向中央轉移，而制造業轉型和緩解“去產能”陣痛，也需要在商品流轉、企業所得領域“減稅”。第三產業轉型大勢所趨，這意味著以智力資本為主要投入的服務業、以私營和個體創業為主的中小企業將會大發展。因此，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為主的財產稅必將成為地方主體稅種，這是樓部長“義無反顧”背后的第三層含義。

 

　　無疑，揮別土地財政和流轉稅依賴，才能徹底扭轉地方政府過度依賴房地產造成的各種托市行為，地方政府“唯GDP論”、“唯經濟規模”的政績觀才會扭轉。個人所得稅、房產稅成為主體稅種后，地方政府只有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就業機會，才能吸引人口流入和涵養稅源，地方發展服務業和公共財政轉型也就有了內在激勵。

 

　　在功能定位上，房產稅具有組織地方收入和調節收入差距的雙重性質。房屋是不動產，相對于其他稅種穩定性更強，隨經濟周期變動小，稅基相對穩定。從長期看，房產稅征收成本是邊際遞減的。因此，加快不動產統一登記是一項利在千秋的工程：對于家庭首套房或居民個人一定面積“先繳后退”的免征，可獲得廣大百姓的支持；盡管我國并無對個人直接征稅的傳統，對擁有多套住房的居民，完全可通過限制其二次產權交易實現資產收益，可消除不繳稅甚至抗稅之慮；對房產稅和土地出讓金的關系，可通過到期無成本續期(類似于農民對集體土地承包權長期不變的設計)，并與房產稅無縫對接來解決。

 

　　綜上，樓部長義無反顧推進房地產稅的表態，是推進改革決心的宣示，吹響了加快改革落地的“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