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毛壽龍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經濟學家陳志武的研究發現，儒家文化過于強調家族對個人的保障和救濟，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場和福利政府的發展。他認為，半個世紀以來的技術進步，將讓市場在幾千年來第一次戰勝儒家。

 

　　陳教授認為，儒家思想實際上內含著一個資源配置方案。它意味著資源按照等級身份來分配，主張非貨幣化的方式來配置社會資源。而市場經濟，則按照貨幣化的方式，按照價格原理來配置資源，誰出價最高，就配置給誰。

 

　　陳教授認為，歷史上，中國有過幾次關于市場化發展時期的文化討論。戰國時期曾有義利之辯，南宋和清朝中晚期的市場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思想界也同樣開始義利之辯。中國最近30多年市場經濟發展很快，又一次開始了文化討論。歷史上義利之爭，儒家都獲得了勝利，而市場經濟發展受到了挫折，但這一次市場經濟將戰勝儒家。

 

　　陳教授在與新儒家的探討中，認為新儒家想要恢復儒家的王道和三綱五常秩序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今交通技術很發達，手機以及互聯網均得到了普及，就業遍及五湖四海，家庭和家族以及親情網絡的作用越來越小。在未來中國，家庭的養老模式，勢必被政府和金融市場的貨幣化養老模式所取代。

 

　　筆者認為，陳教授很重視市場和政府的作用，但忽略家庭和家族，尤其是親情網絡的作用，這是不符合現實的。歷史上的義利之辯，的確義壓倒了利，但在市場經濟時代，利是不是就一定會壓倒義，或者是不是一定需要利壓倒了義，市場經濟才能夠得到充分發展，這就很值得懷疑。

 

　　因為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只是一種高度擴張的秩序，或者說是一種高度擴張的形式化的秩序。這種秩序，的確是扁平化的，而且是高度貨幣化的，也就是具有高度流動性，它大大解放了人的身份束縛，從而大大增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展，進而讓個人的市場價值得到了巨大提升。它不僅可以讓人的遠期價值得到實現，如通過金融杠桿來貸款買房，從而不依靠父母的積蓄來買房，而且還可以通過今天的儲蓄來為自己的老年籌款。這些都是金融市場的作用，它讓資源可以在時間維度得以擴展。當然，從空間來說，因為存在金融市場，人可以隨時把本地的資產處置并更換成貨幣資產，然后遷移到任意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再購買新的資產。金融市場讓任何傳統上無法移動的不動產變成了可以移動的貨幣資產，這就在空間上讓人擺脫了原有家庭和家族的束縛。“拼爹”在本地很重要，但離開了本地，在遙遠的他鄉，更多的是拼自己的才能。

 

　　在這個意義上，陳志武教授是正確的。但我認為，陳志武教授不正確的一點是，人雖然是流動的，但人不可能永遠處于流動的狀態中，從這個地方搬到那個地方，從那個地方再搬到另外一個地方，或者永遠處于旅游的狀態。金融市場自身依然有風險，在貨幣價值無法得到穩定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支持的條件下，尤其是當經濟不處于長期穩態反而出現了線性增長的情況下，現在的儲蓄實際上很難支撐未來的養老。而金融市場的發達，往往導致房地產價格高昂，這讓父輩以較低的價格購得住房，而下一代卻很難一開始就能夠承受高額的房貸壓力。

 

　　前一個問題，陳志武教授認為可以通過政府的養老保障計劃，也就是現收現付的方式，讓這一代人養活上一代人。但未來的下一代人能否養活現在的這一代人，還是一個未知數，很多模型已經推導出，很多國家的現收現付養老模式總有破產的一天，而不得不讓退休年齡大幅度延遲，才能讓養老計劃得以延續，甚至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實施補充性的個人賬戶方法。這說明，金融市場和政府，雖然能夠替代家庭和家族，但在其自身不夠保險的情況下，家庭和家族，尤其是社會自身的力量，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更何況，金融市場自身只能提供貨幣化的養老模式，貨幣可以在市場上買到很多東西，住房服務、養老服務等等。但是，住房服務并非是純粹擴展秩序的賓館式服務，它是較為長期的居住和生活，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家庭和社區的形式出現的。在此情況下，家庭和社區服務，依然是非常關鍵的，而這些服務，雖然和市場有關系，但它和純粹擴展的市場不同，是一種家庭和社區為基礎的市場服務，而很多家庭服務，是市場服務根本無法替代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養老模式，其中一種就是家庭和社區養老模式。市場化的照料固然很重要，但家庭式的照料，是很多市場服務所不可替代的。而在社區資源、家庭資源的配置方面，儒家的價值依然非常重要，尊老愛幼，長者先吃，長者先行，子女要孝順，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價值。我們可以看到，依照傳統儒家原則運作的家庭和家族，包括親情網絡，在其年老時候所享受的福氣，顯然要大于那些完全按照市場原則運作的個人。

 

　　從秩序角度來說，人是群居的動物。群居，就需要有秩序。從時間維度來說，人類的秩序有原始人的秩序，后來有國家的秩序，到現代社會發展了市場秩序。從原始的秩序到國家的秩序，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歷史上的帝國創造了主要的古代文明。從原始秩序、國家秩序到現代擴展至全球的市場秩序，它創造了現代文明。從這個角度來說，市場秩序替代原始秩序、國家秩序，是人類的進步。但從空間維度來說，現代人基本上生活在原始秩序、國家秩序和市場秩序中。這三種秩序不僅決定了個人生活和成長的空間，更決定了現代社會、現代經濟和現代國家的成敗與否。這些成功不僅僅取決于原始秩序、國家秩序和市場秩序的發展，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公共治理是否進步。單方面的市場秩序的發展，需要有相應的國家秩序的進步，也需要有充分發達的家庭、家族和親情網絡構成的原始秩序。

 

　　實際上發達國家到處存在家族企業，而社會治理的進步，同樣是市場經濟不可忽略的力量。即使是上市公司，股權高度流動化，經理人團隊也有相當的流動性，但一個企業一旦有了歷史，就有其獨特的企業文化，也就是其內在地具有原始秩序的特性，而且其身份等級也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何況金融秩序本身需要強大的信用資源，而原始秩序恰恰可以提供強大的信用資源。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高度擴展的主觀的經濟，它的基礎是一大批企業家，一大批成熟的消費者和投資者，一大批管理者和專業人士。這些群體自身都具有很強大的且具有很大個性化差異的主觀價值。他們很多都是世傳的，如音樂家家庭多產音樂家，企業家家庭多產企業家，但即使不需要世傳，也需要有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支撐。而在專業共同體中，這些人實際上依然是有身份等級的。陳教授在金融家隊伍里，就有其自身的等級。而正是這個等級，讓陳教授能夠獲得較高的收入。

 

　　所以，從秩序的維度來看，在歷史上，空間上，原始的秩序、國家的秩序和市場的秩序，的確有過沖突，并且與其相關的很多思想也會出現沖突，而且在人類歷史上市場秩序一直處于這場戰爭的下風。在西方，這一格局自亞當·斯密開始有了改觀。在中國，則是始自改革開放，而且即使在現在，讓市場經濟起決定作用，依然是努力的方向。

 

　　當前，市場秩序的價值已經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充分的認可，但市場秩序依然需要原始秩序和國家秩序的支撐。在這個方面，關鍵是讓各個秩序都得到充分的發展，從而給人提供更多、更好的選擇。與此同時，讓這些秩序也能夠得到充分的兼容。

 

　　因此，國家需要實現治道變革，從統治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原始秩序也要實現其內在治理結構的變化，從傳統封閉的家庭和家族發展到具有自由開放的權利結構的公共治理結構。至于市場秩序，則更多的是一個擴展的抽象規則的秩序，這一秩序同樣兼容家庭、家族，同樣兼容傳統社會，同樣兼容親情網絡。這一切都需要有一個“公天下”的結構，這就是中國儒家所說的，大同社會的結構。在這個意義上，儒家不僅不與市場經濟沖突，反而在君子不器、天下為公的公共治理結構層次，支撐傳統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治道變革。當然，儒家思想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實質性的轉型，從傳統家族和國家治理思想資源。變成了現代公共治理的思想資源。

 

　　（注：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