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顯然在擁抱“供給側改革”，以減少過剩的工業產能，擺脫不良資產，原因是債務驅動增長的政策未能奏效。這一轉變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來說必不可少，但供給側改革的成效仍不明朗。

 

　　雖然中國領導人曾確立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基調，但面對沉重的社會和經濟代價，許多改革政策已偏離這一原則。

 

　　最大挑戰之一是深受產能過剩困擾的重工業（包括鋼鐵、煤炭和鋁等產業）的員工安置問題，這可能牽涉到200多萬工人。有些人或許會說，這次改革比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容易推進，當時約有2700萬工人下崗。但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今天的失業工人要想維持合理的生活質量，其成本遠高于90年代，當時絕大多數國企員工住的是福利房。

 

　　此外，當今的宏觀環境對改革不那么有利，因為要找到另一個增長引擎、安排大批缺乏技能的富余勞動力就業的前景十分嚴峻。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并對負債累累的輕工業國有企業進行重組，從此開啟了一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資源密集型的基礎制造業成了新的經濟支柱。

 

　　另一方面，本輪改革啟動時，以低端制造業為主的舊經濟正迅速衰落，而高端制造業和消費導向型行業相對仍不發達。

 

　　為了應對相關失業風險，中國政府已建立了一只1000億元人民幣的安置基金，為下崗工人提供安置費用和補貼。此舉有助于緩解社會壓力，促進企業按照市場機制進行重組和破產，但這只基金規模較小。與中國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相比，人均約5.5萬元人民幣（合8300美元）的下崗補貼偏低。

 

　　北京方面解決工業產能過剩的另一市場化手段是并購。某些并購交易具有商業意義，因為它們有助于整合資源，減少惡性競爭。

 

　　例如，中國第二大鋼鐵制造商寶鋼集團(Baosteel Group)和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武漢鋼鐵集團(Wuhan Iron & Steel Group)正在進行重組，這一并購性質的安排有望讓產能計劃更加合理，加強對某些產品領域的控制，還能減輕這兩個實體的競爭壓力。

 

　　但是，要實現并購的效益，就需要融合運營和文化，妥善安置下崗職工，還要與債權人談判。理論上，政策干預可以促進這一進程，但過往歷史證明，政策干預是無效的。

 

　　事實上，政策驅動的交易往往面臨整合阻力，因為企業缺乏這樣做的市場激勵。中國政府自2000年代以來一直尋求整合鋼鐵和煤炭等行業，但這兩個行業的產能在過去10年期間翻了一倍以上。許多企業至今仍背負著1990年代末上一輪改革遺留的低效率資產和債務。

 

　　一些不遵守市場規則的政策可能不利于改革目標。例如，國務院要求所有煤炭企業將全年工作日削減16%，而不是讓企業根據市場情況自行制定生產計劃。

 

　　雖然這樣可以減少大規模停產減員的風險，但對工作日實行一刀切的行政控制可能會阻止業內領軍企業擴大市場份額，阻礙行業整合和升級。

 

　　最后，一些地方政府對市場化改革不是很熱衷，因為他們想保護所謂的僵尸企業，其中許多企業為地方經濟提供了可觀的就業機會和稅收。

 

　　其結果是，一些地方政府紛紛出臺政策以維持社會和經濟穩定。但這種做法違背了市場機制，很可能讓僵尸企業茍延殘喘，卻犧牲了長遠經濟健康。

 

　　以山西省為例，煤炭行業是該省的支柱產業，省政府出面支持陷入困境的國有煤炭企業，要求銀行不要切斷貸款。

 

　　河南省是許多鋁制品企業的基地，當地政府允許鋁及其他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改變其主營業務范圍，以規避銀行的貸款限制。

 

　　由于中國經濟規模龐大，人口眾多，其改革成了全球最復雜的改革之一。中國領導人試圖在社會穩定與有效重組之間找到平衡。

 

　　盡管政策妥協對適應中國經濟的獨特之處可能有用，但許多經濟理論已證明市場力量是優化一個國家供求關系的最有效手段，中國很可能也不例外。

 

　　黃筱婷(Jenny Huang)是惠譽評級(Fitch Ratings)亞太企業聯席董事，王穎是惠譽評級亞太企業高級董事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