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當經濟真正面臨考驗，修辭的光輝顏色才有所收斂。

 

　　臨近2016年末，伴隨著民間投資下降，人民幣繼續下跌，去杠桿遙遙無期，經濟下滑已是既定現實。這一年即將過去了，這個時候，以往流行的“最困難一年”、“最艱難一年”等說法，反而沒有出現。

 

　　那么，中國經濟當前究竟處于什么歷史位置？在FT2016年度高峰論壇上，我主持首席經濟學家圓桌，這一問題是我事先在公號《徐瑾經濟人》等社交媒體征求問題之際，讀者反應的普遍困惑。論壇上，我將這個問題拋向幾位嘉賓，他們分別是瑞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瑞穗證劵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民生證券副總裁管清友、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朱天。

 

　　劉勝軍首先強調，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原先預期方案被打亂了，而原來預期方案就是讓改革成為經濟最大的紅利，“如果這個能夠實現，意味著可以實現不靠刺激來推動增長。但是現實發生的情況是相反的，就是因為改革的進展大大滯后于大家的預期，所以不得不去依賴刺激。”他認為導致兩點后果，第一是效果不好，第二是后遺癥很重。

 

　　劉勝軍引用中央匯金投資副董事長李劍閣對于改革進展緩慢的兩個解釋，第一個解釋是壓力不夠大，第二個可能性時機沒到。劉勝軍個人傾向于第二個解釋，認為壓力已經夠大了，中國經濟已經很危險了，時機可能要等到十九大。對于李劍閣的解釋，汪濤認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共識和痛苦。她強調改革其實是很痛苦的，因為改革最初階段伴隨著大批失業等社會問題，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一定會考慮到社會的成本和政府的考慮，這時候很難形成共識，在改革以及刺激中搖擺平衡。

 

　　對此，出身學界的朱天觀點有所不同，他近年關于中國經濟的論文引發不少關注。他自認跟主流的觀點不太一樣，尤其主流認為現在中國近年經濟下行是結構性問題，而朱天認為更多的是周期性的問題。當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劇烈地下滑，通常就不是結構性問題。他尤其強調經濟下降同時既是供給也是需求在下降。也正因此，他認為結構性改革、補短板、減成本等等，不會解決本身問題的，甚至去杠桿去產能恰恰是在降需求。

 

　　沈建光則提出一個問題，即是不是今年保增長保過頭了？他認為結合數據看實際的情況，去年比想象當中差很多，而今年比想象當中好。對于朱天所談的周期，他從全球的大格局提出不同看法，即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在一路下行，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勞動生產率也在下滑。他認為結構構性問題確實非常重要，關鍵在于怎么樣堅持全球化，堅持開放的投資環境。

 

　　如何看待學界和業界之間分歧與區別？管清友表示經濟學家之間雖然爭論，但大概95%觀點是一致的，爭論點其實不過是5%，即經濟層面有很多共識，但是在改革的層面，分歧大于共識。他提出，中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有很大潛力，如國有企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領域改革、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改革；另一方面，他覺得四個領域也是四場攻堅戰，尤其是國企改革，如果沒有理論、思想意識和具體措施上的較大突破，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在難度。

 

　　中國的問題不容易，但是幾位嘉賓對比國外情況，發現國際也存在各種問題。當前全球趨勢之一就是政治和經濟的雙向糾結越來越明顯，政治和經濟問題糾纏，并不單單是中國特色。盡管如此，過去的成功或許也會讓人麻痹，輕視改革的難度，當前改革也呈現出難以快速推進的局面。

 

　　以往匯率、債務、房地產、人民幣等問題都是孤立問題，如今隨著問題惡化，越來越成為纏繞在一起的問題。這種情況下對于協調改革也提出更大的挑戰。對于經濟學家而言，數據之外，更應該看待經濟邏輯。例如債務問題，不應該只看數據，債務最主要的是看對應著什么資產，如果債務對著的是好資產，那關系不大，但如果債務對應的是壞資產，當經濟進入下行周期，投資回報不能覆蓋投資成本，很容易導致日本式的僵尸企業。

 

　　此情此景，讓人想到一句足球臺詞，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 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