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中國經濟的問題是結構性的、也是體制性的，存在大量改革空間，不應把增長下滑歸結為通常的經濟周期。
中國經濟今天的問題，絕不是一個“經濟周期”的托辭可以掩蓋。當然，我不否認，自從2008全球經濟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出現衰退，這對中國有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有輸入性的衰退周期特征。但是，從中國經濟自身的運轉來看，今天的經濟增長低迷，卻遠不只是這點周期的問題。
中國存在嚴重的供給與需求錯配
在經濟理論當中，周期主要就有兩種，分別是從需求方和供給方入手的。凱恩斯主義從需求方來看經濟周期，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就會出現凱恩斯式的經濟衰退。那么，中國今天缺有效需求嗎？中國不僅不缺有效需求，而且需求還很旺盛。中國真正的問題是，有需求的地方，缺少供給，有供給的地方，缺少需求。不僅如此，在有需求的地方，政策上是在抑制需求，而沒有需求的地方，政策卻希望創造出需求。這在本質上是政策制定者對于市場經濟的不信任，同時，是對于行政力量的過度信任。
供給與需求的錯配有很多表現，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地區之間的錯配。比如說，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出現的各種城市病，本質上就是需求遠遠大于供給的表現。交通擁堵的本質，是基礎設施供給遠遠跟不上需求。公共服務的短缺，還是供給跟不上需求的表現。住房就更不用說了，房價上漲，雖然有各種各樣復雜的原因，但第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有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區，住房供應跟不上。
住房供應短缺又由幾個因素共同造成。第一，在人口流入地，長期以來建設用地指標增長速度放緩，造成建設用地供應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長。第二，在既有的土地供應當中，各級政府更愿意將建設用地用來造工業園，招商引資，而商住用地供應卻相對不足。第三，在商住用地當中，地方政府的邏輯是，商辦用地可以源源不斷產生稅收和租金，而住宅用地卻是一次性出讓的。于是，政府更愿意建商辦樓，相對減少了住宅用地的供應，這個問題在一線城市的市中心，表現尤其明顯。第四，住宅用地容積率受到了過于嚴格的管制。
面對經濟持續的低迷，全球最傷腦筋的就是沒有需求。而形成對比的是，在中國，當人口流入地各方面供給跟不上需求增長的同時，政策制定者卻在采取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抑制由移民產生的需求。不無遺憾的是，一些智庫研究完全無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無視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先定目標，再出依據，所“論證”的政策從以產業控人，到以住房控人，以教育控人，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與此同時，政策制定者對移民向大城市集聚的全球趨勢視而不見，希望以上帝之手來引導移民向三四線城市轉移。若干年來，在人口流出地興建了大量的工業園和新城，結果卻是工業園大量空置，住房去庫存壓力越來越大。基礎設施的投資也是一樣道理，在人口持續流出的地方，基礎設施的建設卻不是在用于發展當地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果就是基礎設施投資也過剩。
中國不是一個需求不足的經濟，而只是需求與供給的錯配，這個經濟出現的增長趨勢下滑，顯然不是凱恩斯意義上的經濟周期。那么，這個經濟出現了供給方的“真實經濟周期”嗎？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用供給方的技術沖擊來解釋周期，其表現形式是邊際產出曲線出現下降。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今天出現的供給方問題，是一個由技術沖擊導致的邊際產出下降。即使可以觀察到邊際產出曲線的下降，也是因為政策的失誤和改革的滯后，和真實周期理論所講的邊際產出下降也完全扯不上關系。
說來說去，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也是體制性的，在這樣充滿改革空間的經濟，不應把經濟增長下滑歸結為通常的經濟周期。如果不把這個理論問題講清楚，任何通常意義上的熨平經濟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要么就是沒用，要么，甚至可能進一步加劇結構問題。
先不談真實經濟周期的政策含義，基本上，這個學派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議，主要就是兩個字——“等著”，因為隨機而來的供給方沖擊，也會隨機而去。我們來談談需求方的宏觀管理政策。讓我們再回到“錯配”兩個字上面來，中國今天出現的問題，是城鄉間、地區間和所有制之間的嚴重資源錯配。如果不做結構性改革，而是采取總量上的刺激政策，那么，在財政擴張和貨幣擴張的政策之下，更多的經濟資源將有可能繼續進入到回報較低的部門。結果就是，忽視推動人口自由流動，以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是解決問題的思路。同樣道理，在東部和特大城市需求得到抑制的狀況下，大量的資源卻投入到人口流出地。而在所有制之間，則是地方政府和少數大型國有企業占用越來越多的金融資源。2009年的4萬億支出計劃，就是在結構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總量擴張反而加劇結構問題的一劑強心針，它在短期讓形勢表面上好轉，但時間拉長，恰恰是結構性扭曲更加嚴重的原因所在。
解決結構問題，只能靠改革
當前社會各界，包括政府，都在提一個問題，為什么宏觀經濟政策如此寬松，民營企業還是沒得到應有的金融支持？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
中國的金融市場把財政該做的事情和商業金融該做的事情混到一起了。商業的金融市場應該就按照回報率來配置資源，如果看我們的金融市場，國有企業的融資所做的事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政府目標，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借貸更是政府的融資，這兩個融資不按回報率來，但是同時又有地方政府信用的擔保，甚至還有中央政府的隱性擔保，因為老百姓知道地方政府不會被破產。這樣一來，商業銀行的貸款大量跑到國有大企業去了，他們可以只付比較低的利率。銀行為什么不貸給中小企業？他們覺得中小企業有風險，國有企業安全，哪怕它虧損都安全。
我們再來看所謂影子銀行，很多人簡單地把影子銀行視作金融市場自由化的一個途徑，其實不是。影子銀行利率很高，邊際上是被地方政府融資抬高了，它們幾乎不計代價地融資。但是影子銀行這么高的利率在干什么？在通常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影子銀行的利率高到15%，如果這15%的利率由供求來決定，而需求方借了15%的利率，一定是利潤率超過15%，它仍然符合誰出高的價格就得到資源的原則，最多就是資金供不應求時，融資方的凈利潤將下降，但是從資源配置的效率角度看沒有問題。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市場上有大量融資成本出到10%甚至更高的融資方，實際上是地方政府。而且是欠發達地區資產質量較差，融資成本反而更高。現在銀行大量的理財產品對應的融資流向地方政府推動的項目，而這些項目沒有那么高回報，甚至有可能是借新債還舊債。現在，如果一個民營企業有10%的年利潤率已經不錯了，它到商業銀行借不到錢，而到影子銀行也融不到資，一方面影子銀行會嫌民營企業的融資規模小，另一方面，影子銀行的利率已經在邊際上被抬高到10%以上了。
在上述情況下，如果不進行結構性改革，而只是實施一個總量擴張的貨幣政策，下來的錢又跑到哪里去了？恐怕大量都跑到地方政府和大型國有企業那里去了，民營企業的融資困難并未得到緩解。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發的錢越多，越是形成對于能夠拿到便宜的商業銀行貸款的國有企業的補貼。這些企業都是自己開金融公司的，從商業銀行拿著便宜貸款，然后再把這個錢通過委托貸款再導入到影子銀行里去，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和影子銀行貸款利率這兩者的利差，構成了對于拿到便宜金融資源的國有企業的補貼。
所以，如果不能把銀行體系和“公共財政”（包括地方財政融資和國有企業融資）這兩個融資渠道截然分開，讓政府和國有企業（特別是承擔有公共職能的國有企業）徹底從銀行體系市場上退出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和資源錯配問題解決不了，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局面難以改觀。
從民營企業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面臨的就是幾重問題的疊加。第一，經濟形勢不好，可以掙錢的產業越來越少，總體上投資回報越來越低。第二，一些潛在的能掙錢的部門，不讓進入，被政府和國有企業抓著不放。第三，自己能做的掙錢的產業，卻得不到金融的支持。
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可以用幾句話來總結。第一，宏觀的問題出在微觀上。第二，總量的問題出在結構上。第三，不是周期的問題，而是改革的問題。這些問題講清楚了，那么，中國經濟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改革和危機的賽跑。這個賽跑，已經持續了好多年，至今勝負未決。如果不改革，按照目前這樣子下去，那么，或者危機到來的風險逐漸積累，或者就是通貨膨脹和人民幣貶值的預期日漸加劇。如果改革得以深化，那么，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回到更高的水平，這樣，債務的問題可以得到化解，通過通貨膨脹來緩解債務危機的壓力就會下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也會隨之被緩解。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陸銘 （注：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