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茨城縣水戶市距離東京不過兩個多小時的電車行程。讀過魯迅名文《藤野先生》的人都知道這一日本地名，這裏知名的，還有埋骨於此的晚明學者朱舜水。
朱舜水(1600-1682)，浙江紹興府餘姚人，算是魯迅的前輩鄉賢。原名朱之瑜，字楚璵(一作魯璵)，舜水是其家鄉餘姚一河流的名字。1659年，朱舜水第七次亡命日本，從此永住下來。第二代水戶藩大名德川光圀禮聘他到江戶講學，執禮甚恭，不敢直呼其名即稱之“舜水先生”。朱舜水在日本講學二十餘年，度過了安定充實的暮年。舜水並非客死水戶，1682年，他在位於江戶的別墅中(今東京大學農學部)去世，終年83歲。這座別墅是光圀為其建造的。去世後，光圀感念他啟蒙教化傳播學術的功德，將他安葬在水戶藩曆代藩主墓園裏，遵照舜水的遺言，墓地是按明朝葬俗建造的龜甲墓。三百多年來，中日之間雖是恩怨不斷，但朱舜水在日本一直備受崇仰，墓地至今保存完好。比起在中國，朱舜水的名號在日本更加廣為人知。
朱舜水畫像
朱舜水何以寓居日本
朱舜水半生顛沛流離，曆盡坎坷。他一直致力於反清複明的事業，利用寧波港往來商舶之便，奔波於安南和日本長崎，或乞師求援，或購買軍事物資，或從事貿易，以此資助鄭成功等抗清組織，前後長達十五年。據舜水在日本的得意門生安東守約的記載，舜水一生共往來日本七次、安南六次，一無例外都是為了反清複明的大業。
1659年，朱舜水赴思明州(今廈門)參加鄭成功的北伐軍，鄭氏兵敗南京後，他逃往了舟山。當時滿清入主中原已成大勢，為了保全名節，朱舜水乘坐日本商船逃往長崎，從此他就一直生活在日本直到去世。
日本居之不易。朱舜水流亡到日本時，日本鎖國已經近半個世紀。為了應對西歐國家越來越頻繁地進入東亞，同時防備東北亞“韃靼”來襲，日本實行鎖國政策，本國人不得出國，已經出國的不得回歸，更禁止外國人定居日本。長崎是唯一可以對荷蘭、中國和朝鮮貿易的港口。明朝滅亡後，大量江南商人前往長崎想居留下來都沒有成功，朱舜水也是進退兩難。
轉機出現在第二年。1660年，朱舜水的寓所頻頻出現一個叫安東省庵的武士。安東省庵，號守約，是福岡柳河藩武士，雖出生武家，卻志在聖賢學問，常常四處訪師求學。朱舜水初來乍到，無人賞識，日子非常困頓。守約在一連幾次的訪談之後對舜水的人格及學問欽佩備至，同情他的遭遇，因此請他留在日本講學，並投其門下，成了舜水第一個日本弟子。後來，在守約的努力下，長崎鎮巡終於破例為朱舜水簽發了定居許可。
舜水孤懸海外，生計困難，守約不但幫他安家還拿出一半的俸祿供養老師。而守約家中也有老小，從柳河藩前來長崎跟舜水求學，路費也要靠食祿變現，生計頗為窘迫。守約經常因此受到同僚親戚的嘲諷，但他並不以為意，孜孜為學安貧樂道。
1663年，長崎發生大火災，朱舜水的寓所被燒毀，只得在寺廟屋簷下棲身。守約聽說後不顧胞妹病重趕來長崎慰問，傾其所有為他另建居所。他說：“我供養老師四方俱知，老師饑寒交迫，我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呢?” 朱舜水半生顛沛流離，飽嘗世事炎涼，而這位小自己二十歲的日本弟子卻待他“恩如父子”，舜水視其為知己，將平生所學傾囊相授。守約的學問也長進很快，後來他成了卓有建樹的知名學者。
隨著前來求學的門生越來越多，朱舜水的影響聲傳日遠，甚至進入江戶幕府高層的視界。定居長崎的第六年，朱舜水的生活迎來了新的局面。
舜水學何以在日本開花結果
其時在江戶城輔政的德川光圀對朱舜水的事跡和學問已有耳聞，心生感佩。慎重起見，他先遣家臣小宅生順到長崎打聽虛實。1665年5月，小宅生順遍訪九州儒者，並與流寓日本的中國學人筆談，發現朱舜水果然有學問，便向光圀舉薦。8月光圀迎舜水到水戶，“奏請公廷”，禮聘舜水為賓師，在江戶和水戶之間講學傳道。
德川光圀(1629-1690)，字子龍，號梅裏，是德川家康嫡孫、水戶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是江戶時代的一代明君，生涯充滿傳奇色彩：少年輕狂，弱冠之年讀《史記•伯夷傳》振聾發聵，發誓以中國聖賢為楷模，像司馬遷一樣為日本修史，從此痛改前非發奮為學，卓然成一大家。光圀的事跡功業在日本廣為傳頌，至今是曆史小說、影視的熱門題材。
朱舜水在日本傳道授業，不僅為江戶學術帶來新風，他的學說還在日本開花結果。作為朱舜水頭號門生，位高權重的德川光圀將老師的理念學說付諸政策方針，無論是在中央輔佐朝政還是後來回到領地治理地方事務，他都講究仁恕之道，嚴禁鋪張奢侈，關注民間疾苦;提倡實學，獎勵農工，廣興教育，鼓勵學術，在他勵精圖治之下水戶藩成了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學問發達的富庶禮義之鄉，名冠諸侯。
朱舜水在日本的際遇並非偶然。江戶幕府立國之初就將朱子學奉為國家意識形態，儒學受到推崇，舜水作為代表中國學術最前沿的大儒，又兼具忠貞愛國的人格而被奉為“勝國賓師”，深受日本朝野的禮遇和敬仰，從者如雲，就像梁啟超贊歎的那樣，“舜水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極平實淵博的學問，極誠摯和藹的感情，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感化”。他致力於傳播中國經世致用之學，培養出許多卓有成就的大學者，不僅促成日本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水戶學”的發育、成熟，也使儒家文化在海外煥發出別樣生機。
水戶學是近世日本一大學術流派，是在17世紀中期以德川光圀為核心的一批水戶學人在編撰《大日本史》過程中形成的學術流派。水戶學的發生、發展乃至後來卓有建樹，實離不開“舜水學”的滋養和點化。其發端前期，從光圀、安積澹泊到小宅生順等學者都是舜水的門生，長於修史;後期以第九代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在水戶設立藩校“弘道館”為再出發點，重振史學，倡導學習西方科技文化是這一學派的主要特色。德川齊昭是幕末頗有作為的政治家，師從水戶藩儒學者會澤正志齋，從學脈上看也是舜水衣缽傳人。
水戶市內佇立的朱舜水銅像(圖片來源人民中國日文版2014年6月吳亦為攝)
所謂舜水學，就是以朱舜水“實理實學”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學術，即以倡導實踐、講究實際、注重實行、追求事功為導向的學風，這是中國明清之際經世致用之學的重要一環，源自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朱舜水等一批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受舜水學的影響，水戶學派治學側重經世濟民之學，一個多世紀後這成了各地基層武士的基本共識。幕末日本遭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威脅被迫開國，這一思想則轉化為水戶、長州、薩摩等藩國的維新志士積極進取的革命精神，促進了日本快速向近代化國家轉型。研究朱舜水與日本文化精神淵源的學者石原道博說，幕末時期日本奇跡般地湧現出佐久間象山、渡邊華山、吉田松陰等思想高邁、執行力強悍的革命家不是偶然的，古代日本曆史上並不存在這類精神資源，這都源自舜水的垂范。
舜水學對水戶學的另一影響就是重史、尚史的研究特色，這也是傳承中國浙東學派的學術傳統。浙東學術主要以浙江省錢塘江以東的餘姚、紹興、蕭山等縣為中心，黃宗羲、朱舜水、全祖望、章學誠等輩屬之，在研究經學的基礎上，他們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經致用為治學宗旨，在史學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舜水的教導下，水戶學派成了江戶史學的一大重鎮。
1657年德川光圀就在江戶的公館開設史局編修《大日本史》，起初只有四名儒生參與，研發力量不足又遭遇火災，工作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後來，舜水參與其中，編撰骨幹又增加到二十名，修史工作得以全面展開。1668年史局正式命名為“彰考館”，朱舜水任首席顧問，其中骨幹也大多出自其門下，主編安積澹泊就是舜水的得意弟子。這部規模宏富的國史最終於1906年完成，采取儒家“尊王賤霸”的價值觀對日本史進行了重新的講述。
古代日本是中央集權國家，平安時代後期王綱解紐，武士豪強勢力抬頭，政權先後落入鐮倉、室町和江戶幕府將軍之手，天皇朝廷靠邊站了六七百年。水戶學派倡導尊王思想，正如安積澹泊所說：“春秋之義，尊王為大”。按照這個標准，一些曆史事件和人物得到了重新評價，最典型事例就是對日本南北朝時期的武將楠木正成的平反。
楠木正成是14世紀初期日本著名武將，是推翻鐮倉幕府，中興皇權的中流砥柱。1331年楠木參加後醍醐天皇發動的倒幕運動，曾為皇權複興立下汗馬功勞。1336年2月原勤王武將足利尊氏叛亂，楠木率勤王聯軍抗擊，因寡不敵眾兵敗自盡。足利尊氏擁戴光明天皇即位，被廢的後醍醐天皇帶著象征皇權的神器逃亡京都南部的吉野另立中央，與京都朝廷同時並存，是為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時代。1392年南朝天皇交出神器，南北朝統一。成者王敗者寇，楠木正成因為效忠失敗的南朝，在史書中常常以“逆賊”、“ 叛臣”的面目出現。而舜水認為，依照“春秋大義”的標准，南朝擁有象征皇權正統的神器，它才是合法的王統，北朝則是叛軍擁戴的非法政權。於是，在這部《大日本史》中楠木正成被當作“忠臣”贊頌，甚至一路升格，被當作“護國軍神”進行祭祀，至今在皇居廣場還立有他的雕像。《大日本史》中體現的舜水史觀，後來成了近代日本國家變革維新中的先驅理論。
東京都皇居廣場前的楠木正成銅像
十九世紀初期，隨著西方勢力全方位進入東亞海域，水戶學倡導的“攘夷論”成為後期學派一大思潮，進而在全國各地廣為傳播。1853年夏美國海軍提督佩裏率四艘鐵甲船撞開日本國門，引爆了國內各種危機。在大動蕩的時代漩渦中，水戶學成了國家意識形態的中流砥柱，它所倡導的“尊王攘夷”成為一面旗幟，凝聚起日本國內各種力量，不僅顛覆了幕府統治，也使日本社會從封建割據走向國家統一。梁啟超鉤沉清代三百年學術史，這樣評價舜水對日本國家再造之功：“德川光圀著一部《大日本史》，專標‘尊王一統’之義。五十年前，德川慶喜歸政，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之大業，光圀這部書功勞最多。而光圀之學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對日本維新致強有著直接和根本的影響。”
朱舜水在水戶播撒的“讀書種子”，兩百年後開花結果，成就驚天動地的偉業，這也許是他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