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生

　　美國總統特朗普，無疑是個保護主義者。他揚言，要將就業職位回流美國，方法包括大增入口關稅、要求企業返國設廠等等。究竟，特朗普能否求仁得仁?能否利好當地就業市場?此外，這對香港來說，又帶來什麼啟示呢?

　　特朗普開倒車害美

　　眾所周知，美國現行經濟模式，乃朝高增值方向發展;由華爾街的金融業，到矽谷的創科業，締造了無數億萬富翁，成就了一個個新的美國夢，也養活了大批美國中產階級。反過來，現在特朗普所覬覦回流的，則恐是低增值、低技術的工業;事實上，正正因為這些工種的要求較低，所以才會遷徙至其他人民教育水平不高、但勞動成本低廉的地方去。也就是說，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恐怕是開倒車，跟美國的高增值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當然，每個地方都總會有基層勞工，因此也總要提供基層職位。問題是，兩者的供求需要平衡，既不應求過於供，也不應供過於求。特朗普的工業回流政策，便恐令低技術工種供過於求了。為什麼?因為，當前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降至只有4.8%，幾乎重返金融海嘯前4.4%的低位，且亦逼近近廿年來3.9%的歷史最低。那麼，工業回流又能吸納多少剩餘勞動力?雖然，美國的勞動參與率或有上升空間，現時的62.9%便較金融海嘯前的66.4%低;不過，許多分析指出，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實與人口老化有關，而該數字確實早於廿年前已呈下跌趨勢，更何况，這已較香港的61%高，亦高於OECD平均的60%。果如是，正當美國絕大多數人已有工作在身，除了特朗普之外，誰又覬覦那些回流過來的低增值、低技術、低回報的職位呢?難道說，美國人要舍「高」逐「低」，才是人力管理的合理編配?

　　就業回流不單好處不大，因為美國根本不需要太多類似職位，反過來，其壞處則完全可以預期：假設特朗普真箇向外來入口貨品和服務大幅加稅，并僅透過成本高昂的「美國制造」來滿足本地需求，唯一出現的結果，就是物價肯定向上飛漲，除了相對少部分户員受益之外，其餘絕大多數的人民生活質素必更惡劣。

　　香港建造業惡果嚴重

　　可惜的是，如此荒謬的事情，其實已在香港發生。

　　首先，香港失業率連年在低位徘徊，由2011年至今的6年間，均處於約3.3%的1997年以來最低水平。至於勞動參與率，復蘇表現則更勝美國，早就重返金融海嘯之前。然則，那些低學歷、低技術要求的職位，為何還要想方設法吸引青年投身?青年豈不應該從事高增值的工種?

　　眾所周知，建造業便是重災區了。何解要不惜動用高昂薪金，來誘導青年加入，亦即阻止他們發展其他更高增值的事業?業界最新建議，為建造業學員提供工作保證，首年月薪1.5萬，次年2萬，第三年2.5萬，以確保學員達到師傅級并獲得更佳工資;另一方面，許多調查卻顯示，去年應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平均僅約1.5萬，亦即與建築業學員打平而已，且沒保證往后兩年每年加薪5000。况且，數字乃「平均數」，即意味大約一半大學生的薪金，竟然比地盤工還要低賤!這難道不是嚴重的人力資源錯配嗎?說到底，都同樣是保護主義惹的禍!一切都源於業界及工會反對輸入外勞所致。

　　始終，香港青年學歷愈來愈高，他們不欲落地盤勞動，絕對是可以理解的，亦不應無止境地以金錢利誘。港青不願投身建造業，為何又不簡單向外地輸入勞工?難道所有事物，都必得由本地供應解決嗎?建造業某程度上屬厭惡性行業，在有其他更好選擇之下，港青抗拒從事絕對合情合理。

　　跟美國一樣，勞動市場的保護主義，一大壞處就是挾高物價。香港樓價之所以天高，建築工人成本高企正是一大主因，就連不涉炒賣成分的基建工程，造價亦動輒天文數字;受此影響，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不得不承受惡果。

　　尚幸，香港本身也有一個非常正面的人力管理例子，就是成功引入大量外籍家傭。毋庸置疑，家務工作的技術要求較低，外傭便正好發揮了替代效應，好讓家庭成員(丈夫或妻子)更易騰空出來投身社會，去從事其他更高增值的職位。這位家庭成員的職業收入，足夠支付外傭的薪金有餘，正是一個高生產力職位優於家務工作此一低生產力職位的最佳經濟反映。畢竟，香港投放了大量資源發展教育，多年來已培育出大量人才足以勝任許多高增值工作;政府着意發展高增值產業，由金融業到新的創科產業等，是善用香港人力資源的應有之義，亦是令香港生產力及競爭力不斷提升的不二法門。

　　倘若在家務方面，也不幸地引入了類似建造業的保護主義，可以想像會出現什麼狀况?缺乏外傭之下，本地家務助理又薪金高昂，也就是說，許多人或恐被逼待在家中相夫教子，不能自由選擇發展自己的事業，當中尤對婦女的負面影響最大。退一步說，當然有人自願成為家庭主婦或主夫，認為相關產出例如子女教育、健康飲食、家人相聚等是無價的;但重點就在自願二字，外傭政策無疑提供了龐大彈性，而且一般的家務工作，包括清潔家居等，亦肯定不在高產出的範圍內。

　　事實上，日本便正面對這個問題，由於當地一向抗拒外來移民或外來工作者，加之傳統上女性一旦出嫁便會辭職返家做家庭主婦，所以女性勞動參與率竟然低至50%左右，相反單身女性的數字則是超過90%。有鑒於此，日本政府近年便積極鼓勵女性出來就業，以理順當地的人力資源管理。

　　理順人力資源供求關系

　　有一點值得留意，盲目輸入外勞肯定不是上策，上文所談重點，乃是尋求人力資源的最佳編配，以爭取發揮最大的生產力。如果美國的失業率仍然偏高，則促使工業回流某程度未嘗不可。如果香港的失業率偏高，建造業無須動用如斯不合理地高昂的薪酬去搶奪其他本應從事更高增值工種的人力資源，則嚴格限制輸入外勞亦無可厚非。不過，客觀環境卻是完全相反。

　　反過來說，好像台灣一般，大學生供應氾濫，完全蓋過高增值職位的需求，也是一種人力資源的錯配，因此亦出現了博士生淪落去賣炸鸡排的窘况。當然，除了供應面，台灣政府無法創造高端需求以吸納大學生供應，亦是供求失衡的一大主因。不必諱言，內地近年也出現類似問題，高增值職位的需求并未追上大幅增加的大學生供應步伐。面對如此供過於求的情况，解決方法決不是隨便減少大學生供應，本末倒置地削減青年接受教育的機會，而是循需求入手，着力促進高增值產業的發展，因為社會要進步就必得提高整體教育水平。

　　所以，總括而言，一個地方，無論如何都應該積極創造高增值的職位，唯有如此，這個地方才會進步，這個地方的人民才最受惠。除非失業率嚴重高企，否則并無太大需要吸引低技術工種回流;反之，如果本地勞動市場已是接近全民就業，適當引入外勞實是有其需要，尤其是有工種出現嚴重的人力錯配和工資偏高等問題。

　　港府早前曾經提出，要制訂一份「人才清單」，實有利於客觀、務實、科學地審視本地人力資源的供求情况，從而去制訂相應的人力管理政策。可惜，相關政策至今沒有下文，而香港部分工種的畸形問題則仍繼續惡化下去，所行方向根本不是合適方向。

　　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已在全球引起了新的討論，由市場到學術界均強烈非議。香港亦應借鑒於此，好好反思本身政策，毋讓特朗普的瘋狂經濟學在港成真或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