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德勤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全球有252家独角兽企业，美国106家，占总数的42.1%，全球第一;中国有98家，占38.9%，全球第二，而排名第三的印度只有10家。《报告》中的超级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榜单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全球估值前10名的独角兽企业里，中国占5家，分别是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小米、陆金所、美团大众点评。
“中国独角兽企业迎来了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企业规模也是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从质量上看，不少独角兽企业是具有世界水准的。”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说。
独角兽企业热的迸发，为何在中国?为何是现在?
——时机到了。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了从解决‘有没有’到着力于‘好不好’的转变，居民消费全面升级。现在也是科技大变革的时代，材料、医学、信息技术竞相出新。这样的时代呼唤多样化的企业蓬勃发展，呼唤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相互加速融合，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SK中国区总裁吴作义说。
仔细观察，目前的独角兽企业大多成立于2011年、2012年前后，在2013年、2014年快速发育成长。这也是中国经济遭遇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阶段。传统增长方式的举步维艰，恰恰为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破茧而出以及传统产业浴火重生提供了历史机遇。
“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传统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开始慢慢转向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赋予创新型公司和风险投资界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如果中国经济还是投资驱动型，不会有今天这种‘百兽奔腾’的景象。”找钢网创始人王东说，像找钢网这样的独角兽企业，多数诞生于经济新常态中，崛起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之时。
——“饲料”足了。
创新需要资金，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其核心竞争力离不开大笔资金投入。对于独角兽企业而言，资金多了，无异于“饲料”多了。接受采访的创业者与投资人均表示，现在创业者能找到的钱比过去充足了，可供选择的投资者也多了，创业融资更容易了。
“目前，我国仅在基金协会备案的风投基金就有2.8万多家，而10年前，国内的风险投资机构屈指可数。”吴作义说，这给创业者提供了足够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及多元化、多层次化发展，也为促进行业良性进步创造了基础条件。
——环境好了。
优信创始人戴琨至今都记得，2005年自己透露要创业的想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找不到工作了?”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作为小公司，到有关部门办事都能跑断腿。现在创业变成了很体面的事情，各地各级政府都很支持，包容的创业环境增强了我们创业信心。”
创业创新政策落地，尤其是引导基金、众创空间等配套措施出台，让创业者挺直了腰板。“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政府监管渐次转向负面清单制、后置监管和综合监管，也有利于独角兽企业的有序快速生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说。
“创新创业正成为一种时尚的、充满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倡导创新的社会风气正在形成。”王强说。
——人才多了。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第一资源，独角兽企业的培育更离不开一支强大的创业团队。
“中国的创业人才红利正逐步释放。”吴作义说，无论是大量留学归国人员还是本土人才，加入创业大军的越来越多。
王强对此持相同观点：“中国的连续创业者逐渐增多，从大企业离职的高管级别创业者也在增加，这批创业者往往具有较高的创业素质及丰富的创业经验。”
证券时报：不能将新经济与独角兽回归划等号
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任务，国家创新战略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是产业政策利好频出，资本市场也敞开了怀抱，拥抱新经济。
从年初监管层频频发声“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的支持力度”，到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再到5月初证监会就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政策暖风拂面，补足了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制度短板。和创新企业可以通过新股发行快速通道登陆A股相比，市场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已在境外上市的独角兽通过发行CDR(中国股权存托凭证)回归国内市场上，在当前CDR配套规则还没出尽之时，已有不少人士预测谁将是首家CDR试点企业、试点规模有多大、首批试点企业有几家等问题上，不少人还将新经济与独角兽回归A股划等号，忽视了在过去几个月中资本市场已经在服务新经济方面践行的多项工作，实际上这些信号更值得重视。
过去一个多月，已有富士康(股票简称工业富联)、宁德时代、药明康德(121.200, 1.42, 1.19%)等新经济企业相继在A股发行上市或即将上市，在新政策还未出台前，这几家企业都是在现有规则下履行的上市程序，审核速度加快、募资规模缩水、战略配售出场、适当的发行节奏……监管层在服务新经济和考量市场承受能力之间进行着平衡，既不能伤害了新经济企业赴A股上市的热情，也不能让二级市场承压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
截至目前，还未有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的国际领先技术、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尚未盈利的企业递交上市申请，若出现首例此类企业，监管层的发审动向将具有风向标意义，毕竟这类高新技术企业最需要资本市场“扶一把”。它们代表了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方向，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能够获取成本低、稳定性高的资金，提升规范运作程度和品牌知名度，同时打开国际市场或对接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这些未盈利新经济企业有着巨大的市场增长空间，未来实现高盈利增长或者诞生出新一批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的合称)类型企业或“独角兽”的可能性较大，将这类企业推介登陆资本市场，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份参与分享新经济发展成就的机会，能够实现投融资双方共赢。以往我国部分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境外上市，其利润来源主要在境内，而境内投资者却未能分享到收益。
而那些已经在境外上市的独角兽们，只是中国新经济“丛林”中的一部分，它们有着明显的标签：市值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有核心技术、成长较为成熟、受投资者青睐、属新经济中的行业龙头。这类企业就像是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数量极少且一望而知，最终能够通过CDR回归A股的独角兽企业纯属凤毛麟角。
资本市场敞开了拥抱新经济的怀抱，何时接纳未盈利企业、首家CDR试点企业何时落地，这与市场发展阶段、企业准备情况、投资者投资习惯等密切挂钩。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何种企业登陆A股，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都需遵守，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也要杜绝，这是资本市场从严监管的底线，也是维护市场良好生态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