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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何來「中道」?

2018-06-21
来源:香港商报

        周八駿

  袁彌昌在6月5日《明報》「筆陣」發表《香港前後30年的分水嶺》(以下簡稱袁文),其觀點大意是,香港過去30年追隨西方自由主義並追求西方民主制度,但是,當前,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都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制度和發展模式取得了矚目的成就;然而,香港不能因此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亦即不能由以往學西方改為學中國內地,正確的方法是行「中道」。至於香港應當行的「中道」是什麼,袁文沒有提供答案。

  「中道」究竟是什麼?

  主張香港行「中間道路」或「中間路線」,不自袁文始。在2015年6月特區第四屆政府關於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議案被反對派否決後,公民黨和民主黨各有一些重要成員或者主動退出或者被迫退出,分別成立旨在追求「中間道路」或「中間路線」的團體,其共同點都是力圖在傳統「泛民主派」與建制派之間找到獨立定位,核心問題是對待中央的態度——企圖既不親也不反。這一類努力究竟取得了多少成績?能否取得成功?本文不予評析。筆者在這裏要指出,袁文所主張的是另一種「中道」,即:不是以對待中央態度來衡量,而是以對待國家與西方若干國家關係來判斷。

  如果袁文的意思是香港不照搬國家主體制度,那麼,「一國兩制」的本意便是如此,算不上「中道」。

  如果袁文的意思是香港在中美關係中既不能親美也不能親國家,那麼,既是不可能的也違反了「一國兩制」。說「不可能」,是因為一方面香港同西方若干國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聯繫,西方若干國家在香港擁有深刻而重大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香港已回歸中國,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已相當深入。說「違反『一國兩制』」,是指作為中國一部分香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義不容辭、責無旁貸。

  所以,讀了袁文後,我一直思考,袁先生心目中的「中道」究竟是什麼?

  須切實對症下藥

  毋須諱言,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香港社會主流觀點是西方自由主義制度和民主政制是好的,香港回歸後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便是基於那樣的判斷。但是,特區成立近21年了,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未變,政治經濟民生等結構性問題卻不斷惡化,試問: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制度的執行或運行出了問題?

  按袁文的說法,是香港追隨西方制度出了問題,果如此,則需要反思「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竊以為,與其談論空洞的「中道」,不如做這一件切實的事。

  如果反思原有制度的結論是制度仍適用但是執行或運行有問題,那麼,必須把具體問題逐一找到並給出解決的辦法或方案。如果反思的結論是原有制度需要有所調整或完善,那麼,必須提出可行辦法或方案。如果反思的結論是,原有制度有需要調整或完善之處、同時在執行或運行上也有問題需要解決,那麼,就雙管齊下。總之,坐而論道固然需要,但香港更急切需要的是對症下藥。

  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國兩制」需要與時俱進,今天香港內外環境和條件,與二三十年前比,雖不可謂面目全非,也是難尋陳。

  今天,香港居民,作為個人,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可以自由選擇,只要做事不違法。但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能藉口「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而拒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應有之義。正確做法,是既反思和完善香港原有制度及其運作,又以開放心態和創新思維找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途徑。

  香港大體有兩類公共知識分子,其一是坐而論道;其二是欲以自己的見解影響政府管治和施政,或者影響甚至決定其一政治派別或某個政治團體的行為。前一類公共知識分子,不妨活在象牙塔裏,抒發個人情緒或者願望。後一類公共知識分子,則應當腳踏實地,不管見解是否符合香港發展大勢,總要讓政府或政治派別、政治團體有所參考。

  我同袁彌昌先生只有一面之交,但常讀他的文章。他應當屬於後一類公共知識分子,見解頗有意思,所以,我寫這篇短文向他請教。

[责任编辑: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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