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祥琥
近年來，詩人柳忠秧的大型楚文化史詩《楚歌》，在詩歌界、文化界引起巨大的反響。柳忠秧的《楚歌》，以其宏大的敘事、悲壯的情懷、古典的體制、現代的情韻，在詩壇獨樹一帜。
柳忠秧的文學實踐證明，現代人可以寫古體詩，不但可以寫，而且可以寫好。柳忠秧的文學實踐也證明，可以用古體詩寫出現代人的情感，可以將古體詩與現代社會對接上。
筆者對柳忠秧作品研究多年。筆者認為，柳忠秧《楚歌》，無論是形式特點，還是思想內蘊、文化內涵，都有值得文學界研究與探討的地方。具體體現在：
第一、當代離騷，古體詩復興之標志
在一些評論者看來，柳忠秧《楚歌》的橫空出世，具有某種里程碑意義。從1920年，胡適出版《嘗試集》推廣新詩以來，古詩的文學地位一落千丈。當代的古體詩人，視古體詩僅僅是怡養性情的手段，並沒有將之提到文學發展的高度。而柳忠秧就很不一樣，他從一開始就瞄准高端，他自稱要做當代李白、寫當代《離騷》。他說他的目標是要復興古體詩。他認為中國是詩的國度，中國知識分子離不開詩，中華民族離不開詩!
因此柳忠秧覺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讓古體詩在當代獲得應有的歷史文化地位。古詩必須成為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真楚人為楚文化而歌
正如李遇春教授所評論的“柳忠秧是楚人的後裔，不光是外在的地理和生理上的楚人後裔，而且更重要的是內在的精神上的楚人後裔。柳忠秧有着濃重的楚人情懷，在長期的商海闖蕩和人生歷練中，他的楚人情懷甚至已經衍化成了一種楚人情結，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言談舉止中，而且浸透到他的骨髓和血液中去了。” 柳忠秧身上的地域情結、楚人情結，非常濃厚。因此，柳忠秧才要為楚文化而歌，才會時時處處想到自己身為楚人，才會為身為楚人而感到無比驕傲!因此，相對于其他詩人，柳忠秧更有“文化的根”，他的作品才更有中國氣派!
第三、楚文化的史詩
讀過柳忠秧的《楚歌》，我們看到了一部恢弘的楚文化的發展史。全部組詩共五十首、五百行。從最初楚先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到楚莊王“問鼎中原”，屈原“行吟澤畔”，再到“大漢雄風”，再到楚狂李白，再到張居正的銳意革新，再到曾國藩、左宗棠式的“楚人血性”。這樣縱橫五千年，融古今于筆端，慷慨激昂，健筆凌云。讀過之後，確實給人史詩之感。確切地說，這種史詩是文化史詩。柳忠秧對殺人盈野的帝王還是保持着嚴肅的批判和冷靜的審視，他把崇拜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文化英雄”，他寫屈宋、寫李白、寫王夫之等等，就是在盛贊文化，為文化史上的“英雄”高歌!
第四、不以格律詩為宗，今人用今體，今人用今韻
關于《楚歌》最容易引起誤解的地方是，《楚歌》五十首，竟然每首十行，柳忠秧竟然不采用格律詩的體制。有人甚至認為，不用格律體的《楚歌》根本不是古詩。對此，柳忠秧總是一笑置之。他總是說，《詩經》豈是格律體?漢魏古風可是格律體?李白的《將進酒》可是格律體?“孤篇壓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可是格律體?都不是。現在我們流行的七言八句的所謂律詩，僅僅是中晚唐逐漸定型的一種詩歌體式。律詩僅僅是古詩的一種，假如用格律體就不會有《離騷》。說《楚歌》不是古詩的人，是自己不懂。柳忠秧反復強調，大量寫格律詩詞的詩人，他們是在寫“格律”，而不是在寫格律詩!
柳忠秧在“今人用今體，今人用今韻”思想指導下，师心自用，借鑒了楚辭體、歌行體、格律體等等，用一種既整齊划一，又不約束詩心的體式，來完成這部《楚歌》。因此郭軍先生的評價是恰當的“在湖北乃至中國詩壇上，少有詩人像柳忠秧這樣，以古為师卻不拘泥，自成一格之余，能將楚人情懷抒發到極至之境。”
第五、詩體的探索與實驗，师心自用，自出心裁
柳忠秧在詩體的探索上，是匠心獨運的。在創作《楚歌》時，他沒有采用七言八句的格律體，而采用了七言十句的古體。但是如果細看《楚歌》的各首，有的是古體、歌行體，有的是他自創的。比如第二十首“我心不負我天良，我心不負少年頭”，每一句都是用“我心不負”開頭，這更類似一種“古體的現代詩”。
《楚歌》中有一部分甚至是騷體，追步離騷，多用“兮”字。比如第二十五首“問蒼穹兮無窮惑?問厚土兮人不義?”幾乎每一行都有“兮”字。這就是典型的騷體。除《楚歌》之外，柳忠秧的長詩《國騷》、《中秋月祭》等都是騷體。這顯然是繼承自《楚辭》中的騷體風格。
縱觀柳忠秧的全部詩歌創作，他的作品中有四言的，如《楚頌》；有五言七言非格律的，也有五言七言格律的。還有一部分是現代詩，如寫南水北調的《聖美大江》。
在古體與現代詩之外，他又有一種古今雜糅的带有古典性質的現代詩。典型的例子是《岭南歌》，一眼看去讀者會產生錯覺，不知道這是古詩，還是現代詩。《岭南歌》中的句子，一會是四言的，如開篇的“岭南大派，南天雄脈”。一會又變成了五言的，然後又變成了類似對聯的體制，如“陳獨秀孫逸仙，國共合作;蔣中正毛澤東，兄弟並肩。”
可見，柳忠秧在詩體的探索上，是做出很多努力的。他嘗試將古詩與現代詩、格律詩與非格律詩結合起來，而不是對立起來。這使得柳忠秧在詩壇，已經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第六、自君天下的天詩
正如第三代代表詩人野牛在一篇評論中提到“天詩——這是我對柳忠秧古風的整體評價。……天詩是血液里的東西，不需要學，也學不來;天詩是唯一的，他人無法模仿，詩人自己也無法復制。天詩是一群不依賴于專業知識的天才人物的創作，它們大多出自帝王將相、俠客梟雄、高人逸士之手。柳忠秧正是這一路的人物，他的詩歌也正是這一路的絕品。他不讀詩譜詞譜，無心尋章摘句，或喜從天降，或悲從中來，便如神靈附體，一時手舞足蹈，形諸筆墨，信手拈來，渾然天成，斐然可頌。”這段評論確實是抓住了要害!
在另一段文字中，詩人野牛指出：“‘自君’出自《楚歌》的‘我向九天我自君’一句，我借用來指稱《楚歌》中那種縱橫交錯、來去自由的意素。‘自君天下’又是一個原創概念，指個人對天下的自主態度，非王者氣概不能納之。”
筆者認為，自君天下即“自王”天下，意指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天下)自君、“自王”，追求絕對精神的獨立和思想自由、人格自尊。
第七、崇古而不泥于古，召漢魏盛唐之詩風詩骨詩魂
柳忠秧雖然寫古體詩，但是並沒有食古不化。作為一個古體詩人，他對這個時代表現出驚人的適應能力，用儒家的話語來說“柳忠秧是個具有入世精神的詩人”。他有着強烈的擔當意識，時代意識。柳忠秧認為，詩就應當有貴族氣，詩人就應當平交王侯。柳忠秧非常反感當代的一些詩人猥猥瑣瑣，像個氓流，認為詩人就應該氣宇軒昂。他提倡古詩也是因為當代詩人大多已跟不上社會的節拍，因此古代詩人所展現出的主流意識、士子風度、寬博情懷、人文氣韻以及社會參與力，正是當代詩人必須好好學習的!
第八、宏大敘事和抒情的構建能力
通觀包括《楚歌》在內的，柳忠秧全部作品，可以看出柳忠秧致力于追求“靜穆的莊嚴和崇高的偉大”之詩學境界。而從規制、內容上講，“柳詩”有一個關鍵詞“宏大厚重”。可以說，“宏大厚重”是柳忠秧詩歌重要的美學追求之一。他力求做到宏大的篇幅、宏大的素材量、宏大的敘事、宏大的抒情和厚重的歷史感、厚重的文化追求及厚重的人文積澱。這就使得他的詩歌創作呈現出相當的難度。一般人駕馭不了這樣的作品，需要長期的素材准備，詩句准備。進入創作後，還需要長時間的苦吟。
柳忠秧的《楚歌》實際創作了近五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就有創作文化史詩的念頭，逐步的搜集材料，實地考察。直到2009年初開始動筆，2010年進入創作高潮，組詩規模先後從13首到17首，再到27首、33首，直到2011年達到44首。此後又逐步打磨，2013年10月，才最終確定了50首(500行)的定稿版。《楚歌》的創作過程，耗時五年，極為艱苦，往往為了一個字，要思考一兩個月，稱得上是“苦吟”。
第九、古今豪放派的杰作
柳忠秧是一個豪放的人，他喜好飲酒。他尤其喜歡在半醉半醒的狀態下作詩，這有種李白的風采。柳忠秧的詩異常豪放，有人分析認為是一種“悲豪”，與李白式的“天豪”，蘇軾的“哀豪”，辛棄疾式的“情豪”，毛澤東式“直豪”，可以並稱。不管這種分析正確與否，柳忠秧詩歌中的豪放之氣確實讓人側目!如這樣的詩句“五千年來日月明，大江東去長空碧!”“一方血氣凝狂楚，萬載精華滋雄邦!”“風云起兮我心狂，挽弓一怒射天狼”這些詩句均體現出柳忠秧真楚人的真性情、大狂放。
第十、楚文化的大悲大痛
在《楚歌》中具有很明顯的悲劇意識，如這樣的詩句“魂已歸兮魄為雄，肝膽裂兮苦已極!”“悲莫悲兮城自毀，痛且痛兮心將亡。”這些詩句表明，《楚歌》絕不是贊歌，而恰恰是悲歌。這與楚文化的悲劇意識是一脈相承的。對此柳忠秧體會很深，他曾說：“楚文化她的悲劇精神更為深刻，充滿着大悲大痛、大情懷、大勇氣，死而復生，鳳凰涅槃。”
第十一、自由天下的文化精神
在長詩《天下江山黃鶴樓》的結尾，柳忠秧寫道：“自由天下騎黃鶴”。這句詩很能代表柳忠秧的文化精神。在《楚歌》中，自由天下的精神，有深刻的體現。最典型的是第三十六首：“我偕李白乘仙風，凌云駕霧蜀道通。懸壺喝盡江河水，停杯狂放拒皇封!玉樹臨池群妃舞，腳踢高監笑玄宗!天庭王庭兩不詔，我自逍遙更從容!斗酒香飄千萬里，詩絕天歌勢如虹!”
詩中最精彩的兩句是：“天庭王庭兩不詔，我自逍遙更從容!”這兩句寫出了詩人自己的心路歷程。“逍遙”二字源自《莊子·逍遙游》。正如著名評論家余三定所說：“詩作最後一句‘自由天下騎黃鶴’，將全詩推向一種高臻境界，那就是詩人和哲人獲得內在自由的境界，就是人由必然王國進入了自由王國的境界。這種境界是具體的、具象的，又是超越具象進入了哲理層次的，因而是富有深刻哲學意義的。”
第十二、批判天下的理性精神
柳忠秧的詩也貫穿着批判精神。比如第二十三首“長江之水天之淚”，就是對長江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批判。一句“通體鱗傷何忍睹?”寫出了詩人對當前長江生態破壞的強烈憤慨。
實際上，柳忠秧的批判精神並不僅限于環保，他對當前文化界的不良現象，社會上的不良現象，甚至一些政治現象，都有批判。他的《楚歌》創作的起因之一，也是因為對文壇一些現象的不滿。這種“不滿”就構成了柳忠秧批判天下的理性精神!
第十三、期待天下的理想主義
詩人野牛評價柳忠秧說：“長詩《楚歌》的意素之四，是它的期待天下精神。……我們生活在一個地地道道的無望的時代……沒有人為明天的毀滅擔憂，沒有人為今天的罪惡懺悔!垃圾成山，人欲泛濫……就《楚歌》而言，由于柳詩的精英情結，這使它的批判和期待一樣，充滿着文人情懷，豪氣干犯，摧人涕零!”
筆者認為，“期待天下”是詩人柳忠秧理想主義的終極情懷和追求，“期待天下”也是柳忠秧救贖自己和人類的大精神!
第十四、並非歌頌帝王將相
有人認為柳忠秧在《楚歌》中陷入一種帝王崇拜，為各式帝王歌功頌德。這種批評的聲音，失之于武斷和謬誤。要知道，在人類的遠古蠻荒期甚至上古時期，由于社會文明的水平低下，導致開創、領導歷史進程的關鍵人物，多為“創世紀英雄”：比如中國的三皇五帝、秦皇漢武，又例如各國各民族反復歌頌的英雄豪杰(由此人類詩歌史上出現了眾多的英雄史詩。)
歷史雖然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但是“人民”僅僅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不可否認，帝王將相在歷史轉折關頭，其個人行為，對歷史走向有巨大影響。因此這些帝王將相都是繞不過去的，我們不可能寫一部沒有帝王將相的中國史。否定了帝王將相，實際上就否定了中國的正史，其本質是用現在的眼光將古代的一切全部打倒。《楚歌》中對帝王將相的歌頌，雖然带有英雄史觀的影子，但柳忠秧對此還是清醒的。他只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帝王將相，對他們的錯誤也有所批判，對他們的歷史局限性也有所點明。這應該是柳忠秧的辯證思考吧!
第十五、寬容的大歷史觀
《楚歌》作為一組縱橫上下五千年的史詩，是用一種大歷史觀來看待歷史。這既不是古人的歷史觀，也不完全是今人的歷史觀。柳忠秧看到了歷史的吊詭，也看到了歷史的無奈，看到到相關史實的問題，也常常能看穿其虛偽與真實，從而給予客觀的評判，既不責備古人，也不妄加稱贊。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判總是存在多角度，由于《楚歌》中提到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其中一些人在史書上褒貶不一。讀者如果根據柳忠秧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而大談正確與錯誤，就實在沒有把握柳忠秧的深意。《楚歌》是詩，而不是歷史論文，如果有些歷史評判還不太到位，那作為詩歌的一部分，也並不危害《楚歌》的真正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