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在一個論壇上發言，主題是「從源頭到大海」。我在發言稿里說，我是一個把一條河扛在肩頭到處跑的人，這條河的一頭是我的故鄉，而另一頭是我定居的上海。我的故鄉是長江支流丹江的源頭，而上海是一個有海的城市。所以說，我是一個在源頭和大海之間不停往返的人。

    從源頭到大海，從大海到源頭，這中間的落差是巨大的。不過，這個世界，甚至另一個世界，都是由落差組成的。沒有落差所有的世界都不存在。正是有了落差，才有了波浪，才有了風景，才能滔滔不絕，才有滾滾向前的力量，我們人類才會生生不息，才有永不磨滅的文明之光。

    我為此寫過一首詩叫《兩個碑》，大意是我奔波的一生，需要建造兩個墳墓，一個建在故鄉，用來安埋我的影子，另一個建在上海，用來安葬我的肉體。我覺得，擁有兩個碑的人是悲傷的，同時又是十分幸運的，這讓我的世界比別人的世界有了更大的落差。

    八年前的春天，我一次性出版過八本書，叫做「進城系列」，關注的就是這種落差。我在每本書的扉頁上印了一句話——獻給我們回不去的故鄉。沒有想到這句話成了大移民時代一個流行符號。好多人就問我，故鄉為什麼回不去了，我給出的答案是，故鄉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故鄉，原來的故鄉三世同堂，在一個大院子裏滿滿的都是人，過年過節玩社火唱老戲，有了喜事和喪事，需要抬嫁妝抬棺材，左鄰右舍都會來幫忙，而且全是心甘情願免費的。

    但是後來不同了，年輕人全部進城了，沒有人在這裏出生，只有人在這裏去世。好多人又問，怎麼樣才能回去呢？我在「紮根系列」中給出了答案，那就是把自己融入他鄉，再一點點地埋在他鄉，再造一個新故鄉出來。其實，這種說法是無奈的表現，甚至是一種狡辯。

    今年春天，我走了很多地方，都不是風景名勝，而是農村、社區和企業，這是一個時代的神經末梢。我先去的是深圳前海，在那裏無論什麼身份、什麼職業、什麼場合，他們都是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再去了陝西安康的石泉和紫陽，在那裏我看到了連翹和五味子，我小時候在山上採摘過它們，它們過去都是野生的，沒有想到如今經過人工栽培，堂堂正正地走進了莊稼地；我最近去的，是湖北武漢市江夏區，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比如東籬生態莊園的老總胡婷，一位年輕漂亮時尚的大美女，她本來是嫁給這個村莊的兒媳婦，竟然成了這個村莊的開發者；比如明利和豐食品公司的老總汪黎，也是一個十分年輕漂亮幹練的姑娘，開發出了「二和嫁嫁」系列網紅食品；尤其是在小朱灣，經過改造以後，雖然還是鄉野農村，住着的依然是平房瓦屋，但是院子裏植花種草，院子外擺着自產的蔬菜，大部分還是野生的，比如野蒜，上面掛着露水，比如新剝的筍，嫩生生的宛如還在拔節一樣。更有一幫村民坐在暖暖的春光里，聊天喝茶飲酒，把日子過得如此美妙，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嗎？

    從江夏返回上海的路上，我的心中徹底有了一個答案，現在的農村像是打了一個瞌睡一樣，隨着春天的到來正在復甦，用一句比較嚴肅的話講，我們的故鄉正在振興，正在變成不僅回得去留得住，還活得很好的桃源美景。這激發了我的寫作欲望，這不就是我苦苦思考的新的寫作方向嗎？（陳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