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華人宗教及民間信仰中，普遍受人民所景仰崇拜的「關公」，有「關聖帝君」的聖號，又有「武聖」之尊稱﹔以「聖」為名，是華人民間信仰、中華文化中能超凡入聖的人格典範。在關帝信仰中極為重要的教化精髓即是「明聖」，也就是明白成聖之道。在關帝經典代表作《關聖帝君桃園明聖經》中，尤其極為重視聖賢和五倫八德的詮釋，以及為人處世的行為道德實踐。今日廣為信眾持誦的《關聖帝君桃園明聖經》，全經之組成結構可分七大部分，其中《關聖帝君降筆真經》乃在敘述關帝降世因緣以及對世人之勸化訓勉，如經文曰：「吾是漢關聖帝，敕諭大眾聽聞，世上不齊等事，全憑一點真心，正直光明不屈，死生順逆當分。」經文開宗明義即引導世人，面對紛擾俗世紅塵的大眾應有的為人處事方針，也明確點出在世為人難免必須面對「世上不齊等事」，而面對俗世人間不齊等之事的具體行為之道即在「全憑一點真心」。

　在經文裏，關帝以具體的三國歷史人物史實做例證說明。曹操用心險詐，武侯忠義誠心，最後二人結果大不相同;一者在地獄受苦，一者奉為天神。說明「真心」，才是凡俗之人可以超凡入聖的關鍵。因此經文曰：「信心內外平等，何妨蹇難災迍?曹操無底深險，現今受罪陰冥;武侯只緣忠義，幽冥群奉為神。」文中指出「信心內外平等」就是面對人生困境的最好方法。不必畏懼「蹇、難、災、迍」，也即以真心誠意及忠義精神面對困頓、災難、阻滯的困難考驗，終能轉危為安，轉禍為福。反之，若以奸巧惡意面對，則會往下沉淪，最後難逃天地之神的終極審判。

　在《關聖帝君降筆真經》中與「真心」相對的，即是「奸詐」與「巧計」。關帝指出：「一切貪殘奸巧，還償果報斤斤。」經文中反覆提及正直誠心的重要，指出「心」與禍福相依存的關係;「直心直受真福，巧計巧來禍因」、「快快收心猛省，休休愈墮愈深」。直心即是正直光明之心，無虛假巧詐之真心，直心可受真福，真福也即長久之福，福澤子孫;若以「巧計」即使可得一時之利，但聰明反被聰明誤，可能因而種下未來禍因。正如《紅樓夢》所言：「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在《太上感應篇》中亦言：「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在道教思想中也認為天地間有司過之神，因此，人的起心動念，行為善惡，自有其果報。《關聖帝君降筆真經》又曰：「有過昭如日月，無私天地同群。果然兒女不誑，到處鬼怕神欽。」只要真心正直，不欺暗室，連鬼神都可感受到此浩然正氣而來擁護。

　《關聖帝君降筆真經》特別提到，世上分有「讀書文士」、「官宦」、「軍」、「民」四類生民中，關帝尤重「讀書文士和為政者的品德」，如經文曰：「最戒讀書文士，並及官宦軍民。」關帝明確指出讀書人品格與目標的重要性，並非在追求個人功名利祿，而是要如《桃園明聖經》所載：「廉者不受嗟來食，志士不飲盜之泉。辭俸原憲潔，畏金楊震廉。坐懷不亂柳下惠，閉戶無容魯仲連。俸祿只堪供禮儀，舉家食費僅盤桓。」孔子亦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讀書人或為官者，應為人表率，行「利物救民」之功。在士、農、工、商社會階層，作為讀書人及官宦的知識分子，擁有較高的社經地位與資源，理應承擔社會責任，勇於身負移風易俗的責任;而非攀權附貴、爾虞我詐，以知識、官位去獲取個人的名位財利，甚至貢高我慢，魚肉鄉民，種下惡果。顧炎武先生曾云：「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士大夫若德行敗壞，上行而下效，影響全民，最終將形成國恥。故關帝在經文中特別強調真誠正直之心，並重視讀書人和官員的道德品格。儘管士、農、工、商社會身份不同，但道德生活實踐則都是從五倫做起，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具體實踐。

　關帝信仰所強調的「真心」、「五倫」、「忠義」精神，對維護社會秩序和構建倫理體系，具有安定人心、和諧社會的強大作用，而在經文中更針對社會上各階層提出行為規範與準則，尤其重視「讀書文士」與「官宦」的道德品格與戒律。《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讀書人與官員應該以仁存心，以任重道遠的精神，為百姓謀求福祉。關帝所強調的人格品德教化之道，不但是當代社會和諧共好的重要基礎，也是身在混濁塵俗中得以超越的力量與希望！(待續下星期五)

　忠義人才培育學院教授 高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