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是關公忠義精神得到穩固、定型、發展成熟的重要歷史時期。

　關帝廟有聯云：「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關公受到國家祭祀，歷朝加尊號的主要時間段從北宋開始。

　北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始追封關公為忠惠公，大觀二年(1108年)又進封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加「義勇」二字，稱義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封為壯繆義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為英濟王。

　元初大儒郝經在碑記中說「(關公)英靈義烈遍天下，故在者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荊楚為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千載之下，景仰響慕而猶若是」。

　關公忠義精神在兩宋時期受到重視，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一是，兩宋時期「崇文抑武」之風盛行，宋代雖有武舉，但卻以試策高低決定去留，考中狀元比領兵數萬、奏凱回師的大將軍還要榮耀。時人云：「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雲，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及矣」。直到宋仁宗時期，西夏的戰事失利，嚴峻的邊防形勢，激發了朝野上下學兵學、民風尚武的熱情。

　二是關公熟讀《左氏春秋》，武藝精湛，忠肝義膽，是古往今來名將中文韜武略、智勇兼備的典範。宋代理學對關公忠義精神非常推崇，福建泉州通淮關岳廟正殿高懸南宋理學家朱熹題寫「正氣」匾額，理學名家廬陵曾三異在《同語錄》中說：「《九歌·國殤》，非關雲長之輩，不足當之。所謂『生為人傑，死為鬼雄』也。」

　南宋名將岳飛十分崇拜關公，曾多次對諸將校說「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與關(公)、張(飛)輩功烈相彷彿耳。」《鄂王行實編年》記載岳飛的忠義情懷：「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

　在今山西長治市沁縣石刻博物館中，陳列著一塊字跡斑駁的石碑。碑高120厘米，寬76厘米，額篆《威勝軍關帝侯新廟記》，碑文題名《威勝軍新建蜀蕩寇將軍漢壽亭關侯廟記》，落款為「大宋元豐三年(1080年)孟夏望日鄉貢進士李漢傑記」。為現存最早的關廟碑記實物。

　碑文頌揚關公「凜踰霜雪，忠之至也」，「上薄雲天，義之高也」，「有國士之風，言其忠且義也。」其威震華夏的忠義英雄氣概，叱吒生風，「曹公明略蓋於天下，聞其威名，勇氣幾奪，況下者乎?」

　立碑署名者有七百八十人之多，立碑人身份既有勇謀兼備的驍將，也有前線作戰人員，以及軍隊中的各級行政、軍事官員。

　碑文中還透露一則信息，狄青南征勝利，凱旋回朝後，皇祐五年(1053年)，宋仁宗曾為桂州關廟 「賜額以旌靈貺」，比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五月賜額關廟「顯烈」的時間早了四十二年，創下了歷史上皇帝為關廟賜額的最早紀錄。

　「威勝軍關帝侯新廟」建立之後的第二年，元豐四年(1081年)，北宋丞相張商英在《重建關將軍廟記》中說：「陰兵十萬部從嚴，鐵騎咆哮汗金甲」，將崇拜關公，傳承關公忠義精神，與關公顯靈助戰結合在了一起，為中國歷代軍隊樹立關公為「軍神」添上了厚重一筆。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永興軍在關公故里《解州聞喜縣新修武安王廟記》讚揚關公稱：「(關)王之行事，其忠節勇功，炳若丹青，鄉人之所詳聞。」「王以義從昭烈帝，與飛為御侮，恩顧雖厚，未嘗鮮禮，誓以其死，以事先主，可謂忠矣!至於率眾攻曹，水淹七軍，斬魏諸將，群盜畏服，威震華夏，曹公避銳，可謂勇矣!觀其曹公感義而堅不能久留，雖圖報曹公而委心於先主，終始不變，卓然過人。」

　由於樹碑者多為當地弓級捕盜等準軍事人員，這一信息表明，關公忠義精神不僅從軍隊向地方準軍事力量延伸，同時也可視為古代警察拜關公的最早記載。

　兩宋之時對關公忠義精神的敬仰和推崇，為關公忠義文化的穩固、定型、發展成熟創造了積極有利的條件，推動了關公崇拜熱潮的興盛，隨着社會各階層對關公崇拜的日益加深，關公成為中華民族忠義精神的化身，為中華民族形成忠義價值觀念體系奠定了基礎。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