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張學修

　近兩年在疫情的衝擊下，本港不少中小企業正面對內外經濟環境步入寒冬，各項經營成本大幅上升，在此情形下，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仍然趕急審議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法例，時機錯置，必定進一步打擊各企業信心。一直以來，商界在強積金方面已有所承擔，盡力為員工提供保障，政府不應將退休保障責任全部推予工商界。在此困難時刻，若撤銷「強積金對沖機制」，弊大於利，是進一步扼殺小型及微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將對企業構成雙重負擔，這並不公平，必須三思。

　首先，在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後，每個僱主都要設立一個專項儲蓄戶口，每月供款僱員入息的1%，用作支付取消強積金對沖後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而當前的環境，全球疫情肆虐，國際形勢動蕩不安，香港進入發展瓶頸期，部分行業已顯示出衰退跡象，各類企業苦苦掙紮求存。此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無異於給企業增加額外的負擔，大部分企業根本無能力同時支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這只會令本已轉差的經營環境雪上加霜。尤其是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極有可能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企業都倒閉了，「保就業」則更加無從談起，不僅影響香港經濟，市民要找工作更會難上加難。

　其次，可能會帶來勞資上以至道德上的矛盾，惡化僱主和員工的關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後，工商界需預留大筆金錢繳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然而，員工的長期服務金可高達39萬元，中小企甚至大型企業均難以負擔。一旦取消，企業為了盡可能地減少負擔，極有可能在實施政策前，提前遣散部分員工，令香港出現一系列的遣散及裁員潮，當中資深年長的員工更是首當其衝。相應地，員工亦可能會「算計」企業，在適當的時候爭取被辭退，從而獲得更多的補償和遣散費。如此一來，雙方不再有良性平等的關係，反而會因為涉及了更多利益衝突，導致出現更多複雜的勞資糾紛。

　最後，當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企業的經營成本會隨着工資、福利等上升而增加，為求生存，自然會為產品及服務提高價格，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身上，推高通脹，生產和消費秩序被破壞。疫情之下，民生多艱，物價近年逐漸上漲，特別是柴米油鹽等生活必需品價格大幅度上漲，百姓生存實屬不易。若因「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取消，而使企業的經營成本繼續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會影響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尤其給低收入的基層百姓生活帶來較大壓力。同時，市民的實際購買力下降，亦會對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強積金對沖機制」政策出台的初衷，就是意圖保護部分員工流動性極高或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不至於因為員工的大量離職等因素，造成影響企業正常運轉的巨大負擔。如今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則與之背道而馳。勞方權益固然需要保障，但商家企業的健康運作，亦需要制度的有效保護，建議政府應改革強積金制度，例如引入第三方保險機制，在強積金管理費、回報等方面進行改善，以在保障僱員退休生活的同時，也兼顧企業的利益。因此，香港必須在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問題上慎之又慎，理性協商。當前疫情尚未平靜，國際形勢多變，營商環境困難，還未到討論「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最佳時候，在此艱難時刻更需要雙方攜手共渡難關，唯有通過持續的溝通，才有爭取到雙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