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世民

    在第五波疫情中，全港超過98%的安老院舍爆疫，死亡院友超過5000人，從傳媒看到染疫長者於淒風苦雨下在急症室外輪候、生命的逝去以及治癒院友滯留在亞博館暫託中心，令人心碎。

    雖然政府一直推行「老有所屬」安老政策，鼓勵長者留在熟悉的社區環境居住，並提供完善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如日間護理服務、家居照顧服務等），但香港約有8%的65歲或以上長者入住安老院舍，入住率是全球最高（其他國家1%至5%不等）。現時仍約有25000人在輪候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輪候政府資助安老院舍一般要等候三四年，在疫情帶走了很多生命後，院舍出現較多床位空缺，可能縮短了輪候入住時間。然而，在疫情洗禮下，長者在決定入住前會有較多的考慮。

    為何香港有這麼多長者入住安老院舍？原因仍有待學者研究。毋庸置疑，院舍照顧有很多好處，如有24小時的照護，亦有護士、物理治療師、社工等不同專業提供正規照顧服務，院內更有先進護理設施，一般來說，私營院舍收費較高，政府資助院舍收費則較廉宜（例如護理安老院每月收費由1660元至2060元），比聘請菲傭在家照顧還要划算，而且在現有綜援制度下根本不用付費，甚至會出現長者家人需每三四個月就要協助長者從銀行戶口提走款項，防止長者銀行賬戶存款高於綜援的限額。把長者送進院舍，照顧壓力就可轉嫁到院舍去，原本擠迫的居住環境也可得到改善，何樂而不為？

    入住院舍多不是長者的心願，不少個案是家人代為決定的。院舍這個住宿照顧方案有很多制度性的缺陷，直接或間接影響入住者身心靈的健康，從生活了幾十年的熟悉社區，被移送到特定床位，長期活動範圍狹窄，由一群陌生人照顧，沒有自我管理的權利。入住院舍令長者自我形象降低，與家人、朋友分離也會帶來焦慮及挫敗的感覺。在機構中生活，被迫交出身體的管理權，吃一些不喜歡的食物，不知不覺間會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及角色，亦會產生院舍化的效應，結果會使長者逐漸失去決策能力，慢慢降低了重返主流社會生活的欲望及能力。此外，現時安老院舍面臨嚴重人手短缺問題，經常被人詬病為「以老賣老」，因為沒有太多年輕人入行，照顧人員年紀也很大。院舍職員的態度大多高高在上，有時為了行政的方便而犧牲長者的福祉，例如大部分院舍在下午4時就安排晚飯，好讓廚師在5時左右下班；「約束衣」是照顧者常用的工具，這可節省照顧人手；生病長者大都被送往醫院，將照顧風險及責任轉移到他人承擔等。此外，家人的關心是院舍長者最大的精神支持，疫情下安老院舍暫停探訪，長者在久未見家人下經常出現失眠、厭食、抑鬱、情緒不穩定等症狀，需要社工輔導。

    為何家庭不承擔照顧長者的責任而要將他們集中到院舍由別人去照顧？這或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失衡的一個現象，顯示福利發展策略缺少了全局觀，服務設計及監測系統亦不完善，不能細微地照顧到院舍的「三無」長者（指無自我照顧能力、無可依靠的老伴及家人、對前景無太大盼望的長者），使那些在感情廢墟上生活的院舍長者得不到「安老」的生活條件，加上新冠疫情來襲，使他們得不到合理的保護及醫治，使部分院友含恨而終。

    很多學者認為院舍這個照顧系統必須加以完善，提升其服務質素，減少對長者負面的影響。過去社會福利署除增加資助宿位的供應外，也推行了「持續照顧」、「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等，並在2017年成立牌照及規管科，加強院舍監管。與此同時，政府成立了檢視院舍實務守則及法例工作小組，並將《2022年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刊憲，提出一系列改善的可行措施，冀在未來數年在人手、院舍住客人均樓面面積、問責與註冊制度等作出改善，以提升院舍質素，這實在令人鼓舞！然而，院舍照顧方案本身具有結構性的缺陷，部分問題並不是政府投入資源就可以解決。

    對院舍負責人來說，燃眉之急是要以第五波疫情為鑑，盡快與社會福利署、醫院管理局、專家小組和相關持份者擬定應急防疫措施，預防下一波疫情出現時可能產生的問題，不再重蹈覆轍，減少進退失據的情況，以保障住客的安全。政府亦應該全盤規劃行業的人手。是次疫情，政府特事特辦，從內地輸入數百名護理員，暫時解決了院舍根深柢固的人手不足問題。或許，政府應繼續放寬安老院舍輸入外勞限制，以確保長者得到合理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