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

中華民族的海洋基因悠遠而強大，可以追溯到秦始皇遣徐福東渡扶桑，追溯到起於漢唐興於宋元的海上絲綢之路，追溯到明代鄭和七下西洋。記得2013年湖南地圖出版社首次推出豎版中國地圖，曾許下這樣的願景——通過給讀者提供更為完整而直觀的中國版圖概念，提高全民海洋大國意識，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此時此刻，我走進了南頭古城，仿佛看到中華海洋文明興衰沉浮的一個文化標本，不免讓人浮想聯翩。

東官郡示意圖

深港歷史文化之根

深圳地形東西狹長，南頭古城位於西南端的南頭半島上。半島如巨錨入水，東瀕深圳灣，西臨珠江口，南向伶仃洋。據文獻記載，這裏早在三國時期就出現了小城鎮。東晉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東部置東官郡，下轄六縣，南頭屬於其中的寶安縣，並作為最初的郡治所在地。後來，隨着海洋和邊防政策反反覆覆，東官郡數次拆併、更名和廢立，南頭古城一度沒入歲月的塵埃。

南頭重新進入歷史視野，已是明萬曆元年（1573年）的事了。當時，新皇即位，持續數十年的開海與禁海之爭剛結束不久，被稱為中國古代海洋貿易絕響的「隆慶開關」 方興未艾。為順應開放海禁的大形勢，加強海防和海上貿易，新安縣從東莞縣析置獨立，轄地包括今天香港全部、深圳大部及東莞小部分地區，縣治就設在南頭。時隔800餘年，這裏終於又有了縣級行政建制，朝廷賜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南頭古城也因此被稱作「新安故城」。

我與新安的緣分，始於2004年從北京派駐香港工作，在那裏生活了16年後轉崗來到深圳。這方水土，勢必成為自己人生旅途最久的棲息地。剛到深圳不久，就慕名前往南頭，去感受這座號稱「深港歷史文化之根」的古城獨有的韻味。南頭作為深圳城市的原點，見證了城市中心的形成、東移與回歸。從南頭古城的滄桑巨變中，我重讀了深圳和香港的同源流變，重讀了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重讀了粵港澳大灣區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新安縣自1573年建制以來，經歷了明清兩代開海、禁海、遷界、開關等海防和海上貿易政策的反覆折騰。特別是19世紀後半葉，在一次次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中，被迫劃出一片片土地組成後來的香港，本縣所餘之地不足2/3。深圳和香港的故事，其實就是新安縣變遷的故事。當我步入南頭古城裏模擬的「新安縣衙」，看着大堂上威武的縣令塑像，忍不住想，多少影響歷史進程的決策，是在這個籠罩着落寞夕陽的衙門裏作出的呢？

牆上掛着一張老照片，展現了1899年中英兩國特使勘界豎碑的場景。畫面中，英方代表駱克（時任港英政府輔政司，香港灣仔有一條以他命名的街道，是著名的「紅燈區」）趾高氣揚，中方代表王存善（時任虎門同知，管理廣州稅局）神情沮喪。這本在預料之中，可令人意外的是，並沒有正式的界碑，「大清國新安縣界」七個大字寫在一塊長條形木牌上。給人的感覺，與其說是兩國勘界豎碑，不如說更像民間社團插個牌子舉辦一場臨時活動。這很不符合英國人做事的習慣，據有關記載，他們每次簽訂拓殖佔地條約後，都會慎重其事地舉辦一個儀式，所有文書器物都不能馬虎，以彰顯大英帝國的尊嚴。

中英兩國特使勘界豎碑場景（局部）

這次對新界的佔領，使港英殖民統治的空間在原來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基礎上，一下子擴大了8倍多，香港這顆「英國女王皇冠上的明珠」更加耀眼。勘界豎碑是何等重要的儀式，沒有理由如此敷衍。據深圳文史學者南兆旭先生分析，由於簽訂合約與舉行勘界儀式相隔數月，製作石碑時間不足的疑慮可以排除，而英方真正的意圖則呼之欲出，此次勘定的界限並不是最終版本。

事實上，人稱「中國通」的駱克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中明確指出，「讓一個中國城鎮出現在英國領土邊沿近在咫尺的地方，其不利之處在九龍城問題上已經有所體現，該城多年來一直是一個無止無休的麻煩和香港及中國政府間經常發生摩擦的根源。如果允許深圳留在中國領土內，歷史肯定會重演的……重要的是應該將深圳納入租地內。」隨後，駱克經過反覆踏勘擬出了「理想的」中英邊界，那是一條沿山脊而行的自然邊界，竟與上世紀80年代深圳特區「二線關」高度重合。如然，新租界將再擴大300多平方公里，南頭也將劃入英界，新安縣不會留下2/3，而是半壁河山落入英國人之手。

陰差陽錯，英國人的圖謀沒有得逞，歷史把南頭和深圳墟都留在了新安。南頭繼續作為縣治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直到深圳墟因廣九鐵路開通而日漸繁榮，城市重心東移，寶安縣（新安縣1914年恢復寶安舊稱）1953年將縣城遷至老東門。

千年古城興衰往復

今天的南頭古城，已成為深圳城中村改造的樣板項目，以文化創意產業聞名，吸引了無數前來打卡的遊客。當我走在古城修舊如舊的青石板路上，感受着這片土地的興衰往復，滄桑感油然而生。

一座千年古城，何以淪落為城中村？我諮詢了深圳特區的一些早期建設者，也通過查閱《新安縣誌》尋求答案。新安自萬曆元年立縣以來，修志比較頻繁，明清兩代各有三部。據年代最近的嘉慶縣誌記載，新安縣有兩大突出特點：其一，廣東沿海州縣，皆抵海而止，惟新安一縣，內洋島嶼，下有居民，與他所不同。其二，全縣計有570多條本籍村，270多條客籍村，兩者佔比約2:1，客家文化迄今仍是深圳和香港地方文化的鮮明標識。

南頭古城南城門

這樣的縣域特徵，決定了南頭雖然建城歷史悠久，但內核始終是經略邊防及海上貿易。因此，南頭作為縣城，與內地縣城的明顯差別，是本土文化的積累不夠，隨政策和移民的變化而起伏漲落，缺乏穩定性和延續性。從萬曆朝到嘉慶朝短短250年間，竟六修縣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變化的烈度。

新安縣的設立，是大明王朝主動開放海禁的產物。就在新安建縣同一年，兩艘滿載中國絲綢和瓷器的大帆船經馬尼拉駛往墨西哥，持續兩個多世紀的大帆船貿易時代拉開帷幕。兩年後，形成固定的「廣州—拉丁美洲航線」。自此，一條橫跨太平洋的「中國製造」出海之路，與傳統的橫跨印度洋抵達東非和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一東一西，呈呼應之勢。

南頭位於海上絲綢之路兩條主航線的交匯處，盡享天時地利，很快成為沿海行政中心、海防要塞、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集散地，繁盛一時。商旅往來，人文薈萃，新安八景，氣象萬千。一座富甲嶺南、融會中西的大城，呼之欲出。遙想當年，千帆競發，行走天下，何其豪邁！

山悠悠，水悠悠。

片片風帆出九州，

踏波天盡頭。

天盡頭，望南頭。

點點寒星伴月鈎，

最牽遊子愁。

可惜，好景不長。正當綿延數千年的海上絲綢之路在元明兩代達至巔峰時，歐洲列強開始進行全球性海上殖民擴張。地理大發現所伴生的大航海冒險活動，開啟了世界性海洋貿易新格局。西歐商人的海上擴張，改變了傳統海上絲綢之路的和平貿易主基調，商業活動常常伴隨非法貿易、戰爭硝煙和武裝搶劫。面對西方國家海盜般的殖民掠奪，中國封建王朝卻日益走向保守，長期閉關鎖國，導致以「鄭和七下西洋」為標誌的海上優勢喪失殆盡。

內外形勢嚴峻而複雜，明王朝基於海防安全和經濟壓力的考慮，頻繁調整邊防和海洋政策，在開海與禁海之間不斷變更，朝野士人亦各持己見。清朝初年，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應鄭成功反清，邊防和海洋政策更是從所謂「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許入口」的禁海發展到不顧一切後果的遷海。海洋政策極不穩定，像南頭這樣的沿海城市首當其衝，發展難以持續。

因海而生的新安縣，頓失立錐之地。康熙五年（1666年）被撤銷建制，重新併入東莞縣。三年後，在當地士紳反覆上書游說下，新安縣得以復置，縣治仍在南頭，但再難回復當年盛況。

不過，雖然朝廷消極經略海疆，使海洋生態日漸衰落，但開海呼聲從未停止。民間海洋力量在曲折中頑強發展，中華民族的海洋基因克服海禁政策的反覆擠壓得以延續。更有意思的是，禁海把民間海外貿易逼成了走私，地方各級官府為了牟利與駐軍、商幫形成合力，使私商貿易有了生存空間和成長土壤，華南反而成為中西貿易和文化交融之地。這種文化傳統歷數百年而不衰，下南洋代代相襲，形成獨具特色的海外華商社會和華商網絡，並為改革開放潮起珠江埋下了伏筆。

城中村蝶變創藝小鎮

南頭古城枕山面海，大致呈長方形，東西最長680米，南北最寬500米，四周曾有壕溝環繞。這一城市格局，始於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當年，為加強南疆海防，同時設立了東莞守御千戶所（南頭古城）和大鵬守御千戶所（大鵬所城），隸屬南海衛。後來南頭以所城為基礎建新安縣城，兼具防禦功能。大鵬所城則專司海防，行政管理歸屬新安縣。

南頭俗稱「九街」，因城內街巷縱橫，闢有縣前街、顯寧街、永盈街、聚秀街、和陽街、迎恩街、五通街、牌樓街、新街等9條街道。600多年來，建築有增減，格局變化不大。上世紀50年代寶安縣將縣政府遷往深圳墟附近的蔡屋圍，南頭人口減少，街巷日漸破敗。70年代末80年代初，蛇口工業區和深圳經濟特區相繼成立，外來打工者逐漸成為南頭居民的主體，使其演變成一個擁有3萬餘人的城中村，而流動人口高達90%。

從城中村蝶變為創藝小鎮

進入21世紀後，深圳城市重心東移的步伐加快，對南頭的活化改造被提上議事日程。2017年，「深港雙城雙年展」在南頭舉辦，開啟了南頭古城從城中村到創藝小鎮的蝶變之旅。雙年展秉承古城保護與重生的設計理念，梳理出一條將空間改造與展覽植入高度融合的活化思路——以點狀分布的建築物與室外場地串聯，重建匱乏的公共開放空間系統；以介入實施為導向，文化創藝活動為載體，由點及面漸進式激活古城復興。

活化改造後的南頭古城，體現了嶺南人對海洋文化的不懈探索和抗擊外敵的愛國愛鄉精神，也體現了深圳文化的多樣性、立體性、包容性，具有政治、軍事、貿易、民俗、宗教等多重文化價值。可以說，今日南頭承載着海洋城市文明世代變遷及深圳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積澱，是難得將千年文化譜系與40年中國高速城市化過程全光譜呈現的文史樣本。

從新舊不同、類型各異的建築中，可以讀出南頭古城多樣化的文化符號意義：南城門上小篆陰刻的「寧南」二字以及東城門上「制控南疆」四個大字，彰顯南頭古城的軍事價值和戰略地位；陶米公錢莊、新安煙館、義利押當鋪等，反映了清代城市建築文化的典型特徵；始建於清同治年間的東莞會館，展現賡續不絕的商會文化；關聖帝廟表現嶺南人對武財神關公的傳統崇拜；信國公文氏祠則是對一代愛國名臣文天祥浩然正氣的彰揚……徜徉其間，但見特色酒水吧、休閒手作坊、文創旅店、專題展館以及街頭雕塑，或繁或簡，穿插錯落，別致而和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林林種種的舊館新鋪之間，立有一塊「正音碑」，不免讓人想到新安縣的前世今生。不管是當年的曬鹽場和邊防要塞，還是今天的經濟特區和特別行政區，這裏始終是一個移民聚集地。八方雜處帶來語言交流上的障礙，大約是地方官立碑正音的初衷吧。

南頭古城往南六七公里，有著名的蛇口工業區。1979年開山第一炮，喚醒了中華民族的開放基因和海洋記憶。頗耐人尋味的是，蛇口奇蹟的主要締造者是招商局第29任掌門人袁庚，而80年前中英勘界豎碑的中方代表王存善，亦於1910年代擔任過招商局第5任掌門人。看來，作為中國第一家現代輪船運輸企業，招商局在中華民族海洋記憶中的確具有某種標誌性。

因海而生 向海而興

南頭千年變遷，表明深圳自古以來就是有着重要戰略價值的邊城。坊間每以「小漁村成長為大都市」來描述深圳，並不準確。倒是聽到一個說法，發人深思，中國自秦代設立郡縣制以來，以縣域經濟總量論，雄居兩千年榜首的無疑是深港雙城的母體——新安縣。而其中的關鍵，在於海洋的活力。

新安縣因海而生，香港是海洋貿易時代的產物，深圳也在努力打造成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如今，深圳的海洋產業已初具規模，運輸、旅遊、能源、漁業等傳統產業不斷轉型升級，工程裝備、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現代服務等新興產業方興未艾。不久前，《深圳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設行動計劃（2022-2025年）》出台，預示着海洋經濟對全市經濟的貢獻度將不斷提升，海洋文化對深圳城市發展的模鑄功能可望全面激活。

回望人類歷史，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交通便利的港口城市逐漸成為要素資源匯集的發展高地，並輻射帶動周邊地區。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60%的社會財富、75%的大都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都集中於大江大海交匯地帶。從紐約灣區到舊金山灣區，從東京灣區到粵港澳大灣區，灣區的出現，已然成為大國崛起的標配。實踐表明，灣區具有集聚經濟要素、形成規模經濟的強大效應，對世界範圍優質要素資源的流動有着巨大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同時，灣區因承擔着全球性貿易往來和文化交往的功能，通常展現出開放包容的人文氛圍，開一國一地風氣之先。

近年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展開，在打造世界級城市群進程中，深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創新屬性，發展水平遙遙領先。南頭古城所在的南頭街道，作為深圳市74個街道辦事處之一，是南山區黨政機關所在地。南山區經濟總量2021年達到7630.59億元，佔整個深圳GDP的1/4，已連續5年蟬連「中國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百強名單」榜首。

南頭之南，有大南山，山頂有齊天亭。登臨其上，鳥瞰周邊風物，不禁想到嘉慶版《新安縣誌》中的十餘幅插圖。圖中所繪境內山形水勢、城廓墟市、學宮寺院、海域海防、新安八景等，反映了當時當地特有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人文風貌，對模塑今天深港兩地文化傳統、形成共同精神紐帶，有着重要啟示。

嘉慶版《新安縣志》

碰巧，就在新安縣建制的1573年，四川瀘州某釀酒作坊（現瀘州老窖公司的前身）建了一個窖池群，連續使用至今，並因此誕生了一款濃香型名酒——國窖1573。中國白酒以清、濃、醬為主體香型，濃香酒因其特殊的製作工藝，口感綿柔，層次豐富，回味悠長，天生有一種思鄉懷舊的調性。因瀘州老窖歷史悠久，濃香型又稱瀘香型。幾年前曾作過一首絕句，描述品味濃香酒的口感和文化內涵：

千年老窖酬知己

萬里鄉思望月圓

淺唱低吟知味否

九分甘冽一分綿

據說深圳市有關方面正與四川瀘州老窖公司溝通，擬以1573年的文化遺產為切入點，共同推出系列活動，紀念新安縣建制450周年。其實，這樣的紀念活動若是提升一下組辦規格，由深圳市和香港特區官方出面，發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也許更有價值。畢竟，喚醒深港雙城同出一源的歷史記憶，有利於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兩地融合發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共圓中國夢。行筆至此，思緒悠悠，匯於一聯：

新安一脈五百年多少桑田滄海

深港雙城三千里無非天道人心

作者 木木 文史學者

註：轉載或引用請註明來源香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