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宏海

　清初新安縣遷海復界圖

　原籍地在平遠的凌道揚（左）與康有為合影

　從大埔鯉魚燈舞創新而來的深圳魚燈舞，成為國家級非遺。

　祖籍興寧的龍崗海內外羅氏後人聚會鶴湖新居尋根祭祖。

　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當年與香港原屬一縣，稱為新安縣（亦先後稱為寶安縣）。歷史上，深圳前身新安縣（寶安縣）原有四個民系雜處，客家、廣府、福佬與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清朝初期，為抵抗鄭成功海上武裝力量，實行「禁海遷界」，致使新安縣等沿海一帶慘遭浩劫。爾後，清廷不得不下詔以優惠政策「復界招墾」。於是，大批客家人從嘉應州、潮州、惠州等地「盛向濱海遷徙」（羅香林語），發展成龐大的客家族群，這便是深圳客家形成的原因，或稱「濱海客家」。1985年，我從梅州調到深圳，一直從事文化工作。在長期的調研考察中，我驚訝地發現，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大量客家文化的歷史軌跡，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來自當年我的家鄉嘉應州（今梅州市）。

　深圳的客家人大多數來自粵東興梅地區，即梅州市的梅縣、興寧、五華等縣。他們遷居新安縣後，大多聚居山區、海島，如龍華、龍崗、石岩、觀瀾、大嶼山、內伶仃島等處，有些則徙居到海濱，如沙頭角、大梅沙、小梅沙、土洋、疊福等地。當年新安縣形成的客家村落，70%是雜姓村，多為同鄉好友結伴而來，以嘉應州（今梅州）所屬各縣為多。現居深圳市坪山區的各客家族譜上，清晰地記錄着先祖們的遷徙軌跡，曾、何、李、彭、劉、羅、江、陳、黃等大姓，皆出發於嘉應州（今梅州）。

　梅州，古稱嘉應州，位於廣東省東北部，地處山區、江連大海，是客家先民南遷的最後落腳點，也是客家人衍播至海外的重要出發地，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和輝煌的客家人文，郭沫若曾寫詩讚其為「文物由來第一流」。清代「遷海復界」以來，大批梅州人遷徙深圳、香港地區，在當地濱海客家民系形成的過程中，深圳客家與梅州客家有着一脈相承的文化淵源。

　其一是傳承了梅州客家勤儉誠信、艱苦創業的精神。

　羅瑞鳳，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出生於廣東嘉應州（今梅州）的興寧縣葉塘鎮。乾隆二十三年（1758），44歲的羅瑞鳳拿定主意要到朝廷招墾的新安縣去闖一闖。其父羅子拔按當地風俗請風水先生指點，風水先生提了一個「金雞報曉定落基」的主意，囑羅瑞鳳新置一擔竹籮，並以紅紙染紅，將報曉公雞裝於紅竹籮當中，一直朝新安的方向走，待到公雞報曉時，便在那裏定居發展。羅瑞鳳依照辦理，踏上遷徙之路，旅程勞累，數天之後，正是筋疲力盡之時，所帶公雞「喔喔」報曉，羅瑞鳳欣喜異常，見此地田園平坦，有一湖泊水甚清澈，認為此處即是落基之地，乃向村民說明來意，徵得同意，便在此搭棚落基。此地後起名為「鶴湖」。安居後，羅瑞鳳挑着籮擔，穿着草鞋、爛衣，從收破爛做起。他遵循着祖先關於秉持「儉、廉、孝、禮、信」等理念，尤其是勤儉，羅瑞鳳可謂極盡儉樸，節衣縮食，甚至撿來河邊的鵝卵石用鹽醃起來放在籮筐里，吃飯時拿出來舔一舔，權當下飯菜。不久，他站穩腳跟，開始做起小販。興寧客家黃酒遠近聞名，羅瑞鳳發揮專長，開起釀酒作坊，他利用家傳釀酒手藝釀造的黃酒，鮮甜可口，極受歡迎。創業伊始靠的是勤勞，他每天起早摸黑，往來於龍崗、東莞之間販賣黃酒，由於他牢記祖先的教誨，經商以誠信為先，始終本着「公平交易、童叟無欺」的原則，生意越做越旺。

　經過多年發展，羅瑞鳳經濟實力大增，他創辦了瑞合商號，在龍崗老街開設了不少店舖，如山貨店、土雜店、缸瓦鋪、糧油店、打金鋪、鐵鋪等，還開有當鋪。

　從山裡來到濱海的羅瑞鳳，白手起家，艱苦奮鬥，從一文不名的窮漢子，變成赫赫有名的富豪「龍崗羅」，建造起全國最大的客家圍屋之一的「鶴湖新居」，成為當年濱海客家的「創業英雄」，其堅韌拼搏的歷史，足以讓後人銘記。

　清乾隆末年（1795），梅州興寧縣人何維松、何維柏兄弟來到深圳橫崗，身無分文，白手起家。兄弟兩人同心同德，吃苦耐勞，從蓄豆芽、磨豆腐、釀酒、販酒小本生意做起，通過多年通力合作、艱苦奮鬥，最終發家致富，建起「茂盛世居」大圍屋。乾隆年間由梅州五華縣水寨遷徙至深圳坪山的曾氏族人建造的「大萬世居」，亦是全國最大的客家民居之一，與「鶴湖新居」並稱為「圍屋雙雄」。

　而明末清初從梅州來到惠州再到深圳坑梓創業的黃朝軒，帶領黃氏族人同心合力，努力經營，使這片貧瘠的山村墾荒有成經濟條件日愈豐厚。其黃氏五世祖黃延元在創業過程中，摒棄原鄉「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提出「士農工商各事一業，方為濟事完人」。這種既重視耕讀而又將「士農工商」一視同仁的觀念，在當時非常具有進步意義。其子黃奇義繼承父業，大膽與廣州「十三行」進行商業貿易，看準行情將「十三行」胡椒全買下來，後廣州胡椒脫銷便全部脫手，大賺一筆，將此賺到的錢興建了規模宏偉的「青排世居」。百餘年間，坑梓黃氏族人相繼興建了龍灣世居、龍圍世居、龍田世居、盤龍世居等36座大型圍堡，星羅棋布，蔚為壯觀，成為濱海客家創業致富的輝煌物證。

　其二是傳承了梅州客家崇文重教、讀書為榮的傳統。

　作為「文化之鄉」的梅州，崇文重教、以讀書為榮是其優良傳統。在梅州客家童謠和諺語中，不乏「蟾蜍羅，背駝駝；唔讀書，冇老婆」「養子不讀書，不如養頭豬」的「家訓」式語言。濱海客家也把梅州這一傳統帶到深圳。在深圳眾多崇文重教的家族當中，創立一所百年學校的陳振能家族就是這樣的典型。

　陳振能，廣東梅州五華縣小都鎮田布嶂下村人。自幼聰穎好學，「四書」「五經」倒背如流，曾撰聯「崇文重教昌盛發達，耕讀儒家世代流傳」以自勉。清乾隆十六年（1751），在朝廷「復界招墾」政策感召下，毅然攜帶家眷與堂兄弟一眾十幾人，結伴同行，從五華出發，過紫金，經惠州，抵東莞，最後在新安縣（今寶安）一個稱為「七都洞」的地方，陳振能一眼就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隨即搭起茅寮，築舍而居，將此地稱為「松園廈」（後演變為「松元廈」）。

　陳振能到松元廈時已年近六旬，他帶領眷屬披荊斬棘，辛勤墾殖，不到一年就解決了溫飽，三個兒子也相繼成婚。陳振能深知要想改變現狀，唯有晴耕雨讀，走仕途之路，才能「茅寮出狀元」，光宗耀祖。於是，他撰聯「興門第先興學第，振書聲後振家聲」，勉勵後輩發奮讀書，獲取功名。每天早晨公雞初鳴，陳振能即按時喚孫子們讀詩背經，嚴寒酷暑，從未有誤。為光耀門楣，他集中全家族的力量辦私塾，節衣縮食聘請名師來家教授孫輩們。

　據傳有一年臨近春節時，陳振能推了一頭肥豬去集市賣，準備用賣豬的錢為全家老小添置新衣。他剛賣完豬，忽聞有人喊「賣書，賣書」，原來是一官宦人家裝了一車書在出售，陳振能如獲至寶，用賣豬的錢買回一車書，在當地傳為美談。

　在陳振能的引領下，陳家上下以讀書為榮，子弟們勞作之餘便舞文弄墨、吟詩作對，琅琅書聲，不絕於耳，家族私塾日益興旺，從第四代起便英才輩出，遍跡五洋。清末時期陳氏家族考取過功名的有舉人、秀才、貢生、監生等近百人。1914年，陳振能後人遵循「振興我族之路在於興學」的祖訓，集資創辦了振能小學。1929年，僑居海外的陳振能後人籌集白銀4萬兩，建成了具有西洋建築風格的振能學校，成為當時寶安縣辦得最成功、影響力最大的學校。當年完全依靠一個村一個宗族的力量同時開設了小學和中學，堪稱偉大創舉，民國政要宋子文為此欣然撰寫了「英才蔚起」的題詞。而在辛亥革命期間，坑梓黃氏族人黃子光、黃子文等愛國華僑，捐款興建新式學校「光祖學堂」，開南洋華僑捐資助教之先河。

　濱海客家人繼承「崇文重教、耕讀傳家」傳統而發奮成才，最典型的莫過於堪稱「書香世家」第一家的龍崗布吉凌氏家族。

　鴉片戰爭後，列強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中英簽訂了《南京條約》，規定外國人可以在中國五大口岸通商、居住、辦校、行醫、傳教。從此西風東漸，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深圳，因為毗鄰香港，成為吸收西方文化的一個窗口。而身處龍崗布吉老墟的凌氏家族，正是最早受到西學影響的家庭之一。

　布吉老墟的凌啟蓮，其祖先於康熙年間朝廷「復界招墾」之後，由嘉應州平遠縣大柘（一說在平遠縣石正鎮）遷徙到寶安縣布吉李朗村。凌氏作為典型的客家人家族，雖遷徙至濱海地區，但「崇文重教」的傳統卻如影隨形，那種「欲盈倉廩須耕種，想出人頭在讀書」的理念深植其血液之中。1854年，基督教巴色差會在布吉創辦李朗「存真書院」（後為傳道書院、李朗神學院），凌啟蓮自幼渴望讀書，當他有機會到李朗「存真書院」接受新學後，便想方設法讓子弟們讀書上學，成為較早接受西方現代教育的學生。故自凌啟蓮起，凌氏家族幾代人因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迅速崛起，人才輩出。凌啟蓮七個兒子皆有所長，十九個孫子出國留學，而凌氏家族則有數十人留學歐美，他們懷抱修身齊家報國之志，學成之後均以己之學報效國家，歸國後在政府、高校、醫院及科研機構任要職，對政、學、商等各界上層有很深影響，可以說是深圳書香門第、詩書傳家第一大家族。其中，凌啟蓮的長子凌善元曾開辦香港「崇謙學校」，六子凌善永，是中國最早一批掌握西方會計知識的專家。七子凌善安是當時教育界的「泰斗」，曾任國子監英文老師，教過光緒皇帝。八子凌善芳畢業於耶魯大學，後來成為修建廣九鐵路的高級工程師。在第三代兄弟姐妹中，有新中國首位婦產科專家凌筱瑛；被中央軍委授予上校軍銜的醫生凌惠易；「中央造幣廠廠長」凌憲揚；水利水電界知名人物凌宏焜等。其中，凌氏家族最有影響的是凌啟蓮的孫子凌道揚。

　1888年出生的凌道揚，在12歲時就被耶魯大學畢業的叔叔凌善芳送進了上海聖約翰書院，爾後，在族人的資助下正式接受系統教育。1910年，凌道揚在美國麻省農學院預習後，順利考入了耶魯大學研究生院，並在1914年獲林學碩士學位，是中國獲得該學位的第一人。

　凌道揚發起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林業社團組織中國林學會的前身「中國森林會」；參與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森林法》的制定，幫助孫中山擬定林政計劃，提出設立「中國植樹節」的構想，並於1916年開始實施。

　退休後的凌道揚定居香港，他在1951年參與了崇基學院的創建，並於1955至1960年出任該院第二任院長。

　1960年，凌道揚以香港中文大學籌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動港中大（香港中文大學）的創立。在港中大成立後，75歲高齡的凌道揚婉謝了港中大的挽留，1993年，凌道揚以105歲高齡逝世。

　這位百歲老人留下的文脈，在他身後仍在繼續。2014年，港中大（深圳）正式成立，並落戶龍崗。凌氏後人，深圳市百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凌國強捐資1.5億人民幣資助港中大（深圳）教育事業，以學習先輩的家國情懷。至此，凌道揚的教育理念在他的家鄉得以落地生根。

　其三是傳承了梅州客家愛國愛鄉，不忘祖根的美德。

　客家人素來看重木本水源、慎終追遠，以愛國愛鄉，不忘祖根為美德。祖籍梅州來到深圳的客家人，不管是扎根本土還是播遷四海，都能飲水思源，情系桑梓。由於四海為家，顛沛流離，在「時時為客、處處為客」的窘境中，他們痛切地體驗到故鄉故國的可貴，而形成濃厚的家國情懷和追根溯源的品德。深圳許多華僑雖漂泊在外，但從不會忘記自己的根。如祖籍源自梅州五華橫陂的深圳僑鄉吉溪村，當地華僑很看重的一件事，就是要子孫後代不忘「入唐性」（中國人的本性），不讓「番性」（外國人）同化。因此，許多華僑都會把生於海外的兒女送回「唐山」（祖國原鄉）來讀書，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如吉溪籍華僑陳新民、陳憲民兩兄弟出生在塔西提，當他們成長在學齡之時，父親便委託老華僑將他們帶回國「入唐性」，讓兄弟倆在家鄉吉溪學習傳統文化，至二十六七歲才離鄉返海外謀生。

　客家人播遷四海總不忘來時的路，一有機會就會回原鄉尋根。2012年8月，龍崗羅氏後人、源自梅州興寧葉塘的羅定朝的外孫女羅笑娜，這位有客家血統的非裔牙買加女士，牢記她母親生前的囑託，退休之後即輾轉萬里回到深圳龍崗鶴湖新居尋根問祖。由於她的努力，又促成了羅定朝所傳8個家庭100多位血親一同回鄉尋根祭祖，實現了羅氏後人尋找血脈來源，實現客家文化認同的夢想。由羅笑娜主持拍攝她本人尋訪外祖父的紀錄片《尋找羅定朝》，在海內外播放後引起強烈反響。

　不忘祖根、常懷愛國之心與赤子之情的，還有馬來西亞僑領官文森。官氏祖先官文清，於清朝乾隆年間從廣東長樂（現梅州五華）遷至深圳龍崗開創基業，創建了官新合村。官文森雖然出生於南洋，但他繼承了客家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愛國情懷。抗日戰爭期間，他獨資組織「惠僑救鄉會」，組織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文森隊」，在吉隆坡募捐大批錢物轉運回國。1939年5月5日，「文森隊」高唱着《再會吧，南洋》，在吧生港口登船，航行6天後，到達香港九龍東江華僑服務團香港辦事處，隨後再坐船到寶安沙魚涌，參加曾生領導的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直接同日本侵略者作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官文森欣然舉家回國，作為中國致公黨代表參加新中國政協籌備會，參加起草《共同綱領》，先後任中國致公黨第五屆中央副主席、全國僑聯常委、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廣東省僑聯副主席等。

　其四是通過交流互鑒，豐富和發展了深圳民間文化。

　梅州素稱「山歌之鄉」，客家山歌是其民間藝術的瑰寶。尤其是歷史上梅州有大量善唱山歌的客家婦女。近代著名詩人黃遵憲曾稱讚其「何其才之大也」！當年梅州客家人遷徙濱海地區，也將客家山歌帶到了深圳。1987年，我在深圳市文化局工作時，發起組建了深圳市民間文藝家協會，組織同仁深入基層採風問俗，後與蘇偉光合編了《深圳民間歌謠》一書，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客家山歌。從史料上看，深圳清代之前沒有客家山歌，只有反映明代鹽民生活諸如《鹽丁嘆》一類的民謠，以及少量竹枝詞。深圳的客家山歌是在清代中期「復界墾殖」之後才出現，所謂「新邑地處海濱，居民自耕漁而外，不廢弦歌」。

　從我搜集整理的深圳客家山歌之中，可以看到明顯的來自梅州客家山歌的淵源。

　以梅州與深圳兩地山歌作比較——

　梅州：

　郎系有心妹有心，唔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開路，水深自有撐渡人。

　深圳：

　阿哥有情妹有心，哪怕山高水又深。山高簕多妹開路，水深阿哥背愚行。

　梅州：

　阿哥得病妹着驚，打起燈籠盡夜行。雙手掀開綾羅帳，來問阿哥病重輕。

　深圳：

　火燒竹筒劈啪聲，阿哥得病妹着驚。上午搭聲下午轉，三日路途一日行。

　梅州：

　城頭更鼓打五更，聽到更鼓心就驚。閏年閏月都有閏，樣般沒有閏五更。

　深圳：

　城頭更鼓打五更，聽到更鼓心就驚。閏年閏月都有閏，為何就冇閏五更。

　諸如以上相似的山歌舉不勝舉，可以清晰看到梅州客家山歌對深圳深遠的影響。又如東江縱隊1943年在坪山召開成立大會時，就採用梅州盛行的五句板山歌演唱《祝賀東江縱隊成立》。

　清朝康熙年間，深圳沙頭角吳氏家族因「復界」招墾從梅州大埔經博羅遷徙至濱海地區，從昔日「耕山」的「山客」變為「耕海」的「海客」，他們拿慣了鋤柄的雙手學會了駕船、捕魚、織網，而且在民間遊藝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創造。本來，吳氏原鄉梅州大埔縣，盛行「鯉魚燈」舞，又稱「五鯉跳龍門」，演員以女性為主，舞者所着服裝仿自漢劇演出服，表現努力奮鬥，「跳過龍門」獲得幸福的主題。到濱海地區之後，他們將源自大埔的「鯉魚燈」舞，改造創新為面向大海的魚燈舞，分為兩種魚，一種是單獨一條的大魚「霸王魚」，威風霸氣。另一種是「群魚」有十幾種小魚，表現海洋中大魚吃小魚這一弱肉強食的現象，反映魚群團結起來反抗霸凌，建立安寧的世界。舞者全為男子，穿中式襟服，表演粗獷雄渾，情節詼諧生動，被評為深圳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當年包括梅州在內的各地客家人，從山地環境來到濱海地區，帶來了原鄉的客家民間文化與工藝，包括釀黃酒、吃狗肉、做「雲切糕」等傳統習俗，豐富了濱海客家的文化內涵，從而在與本土文化的交流互鑒中，不斷豐富、交融和優化，形成獨具特色的民俗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