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收藏大家张伯驹、潘素夫妇二三事

1980年，张伯驹、潘素夫妇晚年合影

　　笔者是一位山水画家并多次接触过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女士，通过亲身经历和对历史的考证，希望能够较为清晰地诠释张伯驹、潘素两位前辈的人文精神、文化信仰和高尚的爱国情怀。

　　我6岁起开始师从祖父——近代国画宗师关松房先生研习山水画，至今已有40余年。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大国崛起等诸多大事，从与老一辈和新一辈国粹人物的交往中接触到不少名流和高人，对国粹界的“份儿”和“范儿”有着深刻的感触。张伯驹、潘素前辈是我见过最有“份儿”和最没“范儿”的真正文人和名士。他们的境界之高令人难以企及，而他们的爱国行为是从信仰出发的，绝对不顾忌世俗的观点。我在此仅把当年的亲身经历和张伯驹、潘素前辈鲜为人知的轶事与大家共享。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1949年至1957年那8年中，国画、书法、古琴、昆曲、京剧、围棋、诗词等国粹的研究会究竟在哪里?这些国粹文化和人才又是如何生存的?翻开历史的扉页，我们发现：这些国粹研究会的会址当年只有一个——北京李广桥东街16号，那就是张伯驹、潘素前辈的故居。每当世人提到张伯驹先生收购并捐赠了《平复帖》《游春图》等一批顶级国宝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伯老对无形国粹资产保护的特别贡献，那是无法用市场价值来衡量的。张伯驹前辈被世人称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他的前半生的确不与市井相容。但为了让国粹得到更多认同并使研究会取得合法性，他去做了一些最为平凡的疏通工作和求人之事。1956年9月中国书法研究会的成立是张伯驹先生在被错划为右派前，为国粹文化所做的最后一次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努力。当时由徐石雪前辈总理章程，张伯驹、溥雪斋前辈负责办理政府审批手续，我祖父关松房任筹委会文书并负责联络文化部。书画老前辈徐石雪先生在《石雪斋日记》中记述：当时伯老数次到北京民政局陈情书法研究会成立的必要性。徐老在日记中写道“1955年4月22日，至雪斋，为书会事晤伯驹，甚消极”。但是一时的打击并没有令张伯驹前辈放弃努力，他不但继续为书会的成立而努力，并且凭着坚定的文化信仰和执著，于1956年7月向文化部捐赠了8件顶级国宝文物。

　　我的祖父关松房在国画界是一位辈分很高、功力深厚的老前辈。他给宣统讲过山水笔墨，又是宣统两位堂弟爱新觉罗·溥佺(号松窗)和爱新觉罗·溥佐(号松堪)的山水授业老师，在国画界以功力深和授业严格而闻名。我祖父对张伯驹先生极为尊重。有一次我祖父正在赏玩一张明代“画状元”吴伟(号小仙)所存的宣纸。正赶上张伯驹、潘素夫妇来访，兴致正浓的祖父遂邀张伯驹先生一起玩赏，最后两位老人把这张传世的宣纸从中裁成两半，每人各存一半。在我的印象中，仅有张伯驹前辈的面子和“份儿”能让祖父割爱。溥雪斋前辈(号松雪)在国画界、古琴界威望极高，他是宣统的堂兄也是清末最后一位贝子。据《张伯驹》一书(楼宇栋、郑重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记述：“1947年岁末。张伯驹夜过溥雪斋宅，溥适得柳如是砚，张伯驹见之爱不释手，请雪斋加润以让。雪斋毅然允让，伯驹当夜携归。”此两件事足见张伯驹前辈在老一辈文人中的地位。

　　1980年夏天，河南二轻局来了一辆面包车接几位老人游颐和园，最后一家是接我祖父。临上车时发现多出一个座位就让我也上去了，为的是给老人们临时帮个忙。记得当时除了我祖父、张伯驹先生，还有老中医魏龙骧和启功(号松壑)等。游玩中，河南二轻局的领导问我祖父和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您是不是也有考虑?张老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老的回答令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对其肃然起敬，这是张伯驹先生1982年过世前对个人收藏的一次公开感言。

　　我管潘素前辈叫张奶奶，潘素前辈管我祖父叫“关三爷”。1936年她曾向著名山水画家祁井西(号松崖)学习山水画。我和她老人家有过多次接触。我画山水画“出笔”较早(业内对笔墨功力的俗称)，1978年在人民大会堂首都文艺界新春聚会时，我和潘素前辈详细交谈过树石笔墨。当年我虽然从长辈那里知道过一些潘素前辈的传奇，但直到长大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位言语不多的张奶奶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女豪杰和奇才。1941年张伯驹前辈在上海遭到绑票，绑匪就是当时最凶残的汪伪特务机关“76号”。当时潘素前辈在张家没有财权和官方人脉，但她机智地在上海与特务们周旋，利用已知的关系和有限的财力最后从“76号”手中营救了张伯驹先生。张伯驹前辈向国家捐赠晋人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人展子虔的《游春图》等顶级国宝的佳话在今天无人不晓，但是鲜有人知的是：这两件举世国宝在1948年就归属了潘素前辈。当时张伯驹前辈因劝说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而收到蓝衣社特务寄来的一颗子弹，为了防止不测而国宝无主，张伯驹前辈在社会名流陶心如的见证下立了字据，把含有《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18件价值连城的国宝赠送给潘素。因此，张伯驹前辈把这些国宝捐赠给国家的义举中应该有着潘素前辈绝对的认同和贡献。1952年，37岁的潘素和8位著名老画家共同创作了国作《普天同庆》，引起毛主席对国画的重视并亲自回信致谢(但信中唯遗漏了潘素，潘素在《普天同庆》上题款“潘素写坡草”，写在关松房题款的右侧)。1964年她创作了《毛主席登庐山诗意》的金碧山水画并托人送给毛主席，意在让毛主席能够关注到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而离开北京的张伯驹先生。如上这些鲜为人知的轶事刻画出一位女杰的细腻与大丈夫气概，她是一位令世人敬佩的女性。

　　我知道，让当代人真正理解张伯驹、潘素前辈的思想境界、文人精神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我用一句简单的表达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中华文化历史中最早的一幅字和最早的一张画是张伯驹、潘素前辈倾尽家产保存并捐赠的。任何时尚都将是烟云，真正能够伴随民族和我们一生并立足于世界的是中华传统文化!

普天同庆(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