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全集校注》历经30多年漫长岁月，终于出版了。”日前，《杜甫全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的终审统稿人、74岁的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上用“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来形容自己的心情。1976年底，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规划，《杜甫全集校注》则是其中最后一部面世的全集。
中断20年再度启动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担任《校注》主编，并在山东大学组建校注组，前后有11位专家参与。1982年3月，该项目正式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后又被列为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重点项目，编校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较大进展。而在1991年，全书进程过半之际，由于主编萧涤非去世、编纂工作人事分工出现问题等多种原因停顿近20年。
“萧先生生前曾赋诗‘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说的就是他没有亲眼看到《校注》出版，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憾事。”作为萧先生的学生，张忠纲感慨，“1990年时，萧先生已84岁高龄。为使先生早日看到《校注》出版，我们特地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商，争取在1991年底先出版《校注》第一册，但想不到是年4月15日，先生竟溘然长逝，遂成终生恨事。”
2009年，在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的推动下，经多方协调、支持，由山东大学校注组成员承担《校注》编校工作，张忠纲任全书终审统稿人。同时，还邀请了宋开玉等4位研究杜甫的青年学者加入校注组，分别承担需增补之诸卷。中断的校注工作得以重新启动并最后完成。
校注的繁难与创新
张忠纲表示，自1978年注杜以来，已有30多年之久，当时风华正茂的学者如今大多已成耄耋老翁，原先参与校注的11个人，竟有5人已逝。
杜甫一生历经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既体验过开元盛世，也遭遇了安史之乱，其诗歌与所处时代息息相关，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至高无上，唐末被赞为“诗史”，宋朝以后被尊为“诗圣”，这也给注杜带来极大的难度。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说：“该书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47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14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等相关文献中所征引者参校，难在两点：一是史料搜集，二是博采约取。”到宋末，杜诗研究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经过元明的低谷，明末胡震亨等，清代的钱谦益、杨伦等分别为杜诗做注。注杜全集最晚出本就是清乾嘉时期的杨伦所注《杜诗镜铨》，《校注》前言提到“乾嘉而后，注杜全集之善者，更无闻焉”。
“20世纪后，虽然杜甫研究日新月异，但可以代表当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始终未见，也更凸显了《校注》的困难与必要。”张忠纲说，“我们一方面广泛搜集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从萧涤非担任主编开始，校注组除了研读杜诗，还查阅元明以来诸家别集、诗话等，搜求海内外杜诗注本。1979年，校注组还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赴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对照杜诗，实地考察。如杜甫入湘后的行程，前人一直相沿宋人的编次，而校注组在实勘湘江沿途景观后，将《入乔口》诸诗改编到《宿凿石浦》诸诗前。
“本书的特色还在其体例。”该书责编之一李俊告诉记者。该书收集、校勘杜甫诗20卷、文赋2卷、疑伪之作辑考1卷，每首诗(文)校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5项内容。例如“注释”部分，力求兼采众说之长，去芜存菁，阐释诗旨;“集评”部分，依次列举前人有关全诗(文)旨意、艺术技法等具有参考价值的评论;“备考”辑录涉及作品的异说别解。对此，西北大学副校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浩说：“该书体例系统全面且有新创，例如‘备考’将学术研究史上的问题全列出来，使初学者能够较快找到杜甫研究中具体作品中的问题。”
成为杜甫的“知音”
“该书集中了老中青学者的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陈尚君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表示赞同：“该书成书过程虽曲折，但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更凝聚了学者们的劳动心血，体现了他们的文化担当和坚守。”
据了解，该书编校者极其严谨、认真。据该书责编介绍，他们每每将修改稿给先生们审阅后，便会收到一封非常详细的长邮件，清清楚楚地标明了问题并注明原因。已故的萧涤非就非常严格，还常教导学生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萧涤非80多岁高龄时仍手不释卷，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手不停批地审阅杜集校注样稿。他曾郑重地说：“杜甫晚年写过一首诗《南征》，其中有这样两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现在，作为学生的张忠纲如释重负：“如今，《校注》面世，这不仅是对杜甫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先师治学精神的最好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