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作家的额面上，并没有特别的标签——趋暖避寒，喜乐悲苦，与常人是一样的。一如香樟与臭椿，即便暗里的气味有些不同，但在大地之上，不过都是树而已。
既为常人，就意味着，腋下流的绝非是香汗，谈咳之间也多俗语方言，且逢名利也生攫取之心，遇美色也会动枕席之念，行止之间，都是凡夫俗子的做派。形状之种种，从作家们的传记里，是不难找到例证的。
梭罗的《瓦尔登湖》可谓高品，但现实中他却是个穷人，偶有收益，舍不得上税，为了逃避惩罚，躲进爱默生的庄园里，筑木屋而居，大唱“生活简单，精神富足”的圣明之歌。细细想来，这不过是末路穷途之后的孤芳自赏，因为没有“物质”，索性就“反物质”，多少有些表演的性质。《瓦尔登湖》在当时是冷的，现在的热，是因为这个世界欲望膨胀，人有“物化”征象，他的“精神原则”正可用来反拨。他的名誉是后世所赐，意外所得。
俄罗斯人有“重理性”的整体特征，但马雅可夫斯基却是个躁动不安的人，时而激烈，时而抑郁，时而坚定，时而犹疑。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个“心智不全”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了神坛之上的人物，理性反思之后，不难发现，那个时代也是患了“多动症”的，他是被社会赋予了与之相适应的一个角色——在这个角色上，他要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要不停地“摆姿态”。这时的艺术，它关心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形象，人的形象(社会形象)，要比人本身高大。
如果只读卢梭的自传《忏悔录》，感觉他温柔善良、纯洁优雅，几近于完人。但读了他同时代人的记述和后人的研究，便不得不很遗憾地发现，他原来也是个善“摆姿态”的人。他不尽父责，把亲生儿女全送进公益机构，却以《爱弥儿》那样的鸿篇巨制大谈特谈对青少年的教育;他对感情不忠，对华伦夫人始乱终弃，却在《新爱洛依丝》中为妇德编制近乎苛刻的道义原则;既然以思想启蒙为重，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却与同是启蒙家的伏尔泰、狄德罗毫不见容，誓死为敌。十六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蒙田，是卢梭的思想之源，其自传体《散文集》有不可泯灭的智慧光芒，但卢梭在提到本师之时，口气却大为不敬：“我把蒙田看作是伪诚实的领头人物，他的讲真话也为的是骗人。他虽暴露自己的缺点，但是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蒙田把自己画得酷似本人，但是只画了个侧面。”然而在我们看来，卢梭和蒙田在精神上的亲缘关系，使蒙田在《散文集》中得出的结论，如“懂得光明正大地去享受自己的存在，这是绝对的、甚至可说是神圣的完美”，正暗合了卢梭自己在《忏悔录》的叙事底色。卢梭说到蒙田时的气势汹汹，或许更说明他恨自己没能完全摆脱蒙田著作的影响。事实上，卢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自己摆在受奴役、被迫害的位置上，因而建立了一种进入人心的道德优势，一如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保护证》中所说：“艺术为奴役者兴建宫殿时，人们是信任它的。人们以为它在分担共同的见解，而日后又会分担共同的命运。”卢梭的力量，是他懂得如何不露声色地利用了人间的悲悯与同情。
不摆姿态的人是有的，譬如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两部自传写的是那么平实、质朴，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属于“众”的凡常人生。
他出生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七月暑天，他光着脊背埋头侍弄马铃薯，入冬以后，他到树林里去捡枯枝，取暖、煮食小牛肉。他的吃相与辛劳之后迫切需要食物的农民一样，顾不得雅驯而只是为了饱。他远离文坛，经历大自然的自然变化——朝暾、夕阳、雨润、霜寒——并为此欣喜若狂——
大自然，世界、宇宙的秘密，
我全身带着玄奥的战栗激情，
流着幸福的热泪，
守护你那永恒的使命。
他在歌颂大自然的诗中，出现的最多的一个词，感恩。“感恩吧，你的赐予比索求多!”这样的感情基础，使他心中有敬重，对托尔斯泰那样的从时间深处走来的人，衷心景仰，“以至于我们全家上下都渗透了他的精神。”所以，对待创作，他取持重的态度，对一切匠气的、而不是出自真心的创作，都加以鄙视。他面向大地的本真与人类质朴的感情进行创作——楚科夫斯基记述道，“帕斯捷尔纳克把描写眼前的细节看成是艺术家对待自己的素材应有的认真态度。他认为背叛准确性就是背叛艺术。”帕斯捷尔纳克自己说，现实主义，几乎是艺术家唯一的创作原则，能对生活的瞬间做准确的描述，艺术家才能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在生活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放纵，不能有任何的妄想，否则，就是“演戏般的高调”、“造作的激情”、“虚伪的玄奥”和“矫饰的谄媚”。
他干脆说，现实主义不是什么文学流派，而是写作的最高准确性。
他认为，要实现这种准确性，对现实做认真的观察是基本的态度，但在忠于现实的同时，要有自己的主观思考，“成为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现实主义”，最终揭示本质，给客观事物赋予“喻示”意义。所以，艺术作为活动是现实的，作为事实是象征的——准确的描绘，就是从大自然那里得到“借喻”，以鲜活生动、撼人魂魄的形象说话。
生活啊，我的姊妹，你今天还在蔓延，
你像春雨，撞在哪儿就在哪儿碎身，
可是人们佩带垂饰，高傲而不逊，
像燕麦田中的毒蛇，谦恭地整人。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抒情长诗《生活啊，我的姊妹》中的一节，“燕麦田中的毒蛇”，绝对是现实的，而“谦恭地整人”，就是文字之外的象征意义了。
所以，准确的描写，鲜活的形象，自己就会站出来说话。品藻之余，直让人感到，所谓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浪漫主义、现在主义，等等主义的文学流派和样式，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衍生与孕育。作家的伟大，也好像并不取决于他自身所散发出的光芒，不过是生活的浩瀚之光，从他狭小的指缝之间，折射到苍白的纸面上的一二缕而已。
所以，谦卑地垂首，反而是一种荣誉的风范，因为身姿一旦放低，反而更能进入生活的内部，更能得到“核心的核心”，呈现出更为本质、更为独特的意义，艺术的不朽，或许就这样渐渐地近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当时独领风骚、遮天蔽日的马雅可夫斯基，到了今天，人们干脆就忘记了。而帕斯捷尔纳克却从历史的覆盖中，闪身而出，呈现出经久不衰的魅力。且不说那一部具有金子一般质地的《日瓦戈医生》，即便是他早期的诗歌，也摇曳生姿，让人百读不厌，与伟大的里尔克、茨维塔耶娃一道，让人景仰，并像他们之间那样“纯粹的爱”一样，我们也爱得甘心情愿。
他伟大在自己的“准确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