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同高华，不管怎么样，就是觉得这本书是有分量的，本着学术良心，把学术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职称评选中的《红太阳》
2000年初，一本叫《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书，在南京大学教师的职称评选期间，悄然出现在一些评委和教师的视野里。
这一年，历史系的职称评选竞争激烈。仅近现代史教研室，就有四人申报教授，高华为其一。
按南京大学当时的规定，副教授在任职五年后即可申报教授，申报条件包括十篇相应级别论文，或一部著作、五篇论文。按相关程序，先是教师申报，再是系里评，学科组评选，高评委评，申报的学术成果截至1999年12月31日。
这一年，46岁的高华留校任教已13年，自1993年12月31日晋升副教授已满五年;其学术成果，包括五本参编书籍，两本合译书籍，另有论文40篇。但是，在“牛人”太多的历史系，并不占优势。
和其他教师一样，高华很在乎这次评职称。一开始送申报材料时，《红太阳》并未正式出版。2000年初，高华从香港提前拿到了样书。
这是一部后来被海外学者看作“高华教授受个人痛苦经历刺激，以及思考国家巨变有所感触的发愤之作，酝酿二十载，辛勤七个寒暑而成的著作”。该书凡705页，参考文献长达31页，分档案文献集6种，年谱、文集、资料汇编136种，报刊、期刊19种，著作、论文、传记、回忆亲历资料338种，英文论著6种，为第一部全部利用大陆公开资料，系统梳理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过程及其影响的专著。
这本书通过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和过程的深刻剖析，解释了毛泽东如何根据其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在该书《后记》中，高华回顾了写作初衷：“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高华同时将自己服膺的价值观念公之于众：“如果说本书的叙述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如高华自述，在其后的十多年内，该书相继受到李锐、王元化、杨振宁、汪澍白、陈方正、冯兰瑞、吴敬琏、刘宾雁、王年一、林毓生、张灏、韦政通、张玉法、董健、魏良弢等学人的激赏，并陆续收到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少来信。
在学者的激赏中，或从思想性和历史叙述创新的视角论述，如萧延中认为，该书长处不仅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更重要的是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上世纪40年代陈伯达、胡乔木以来官方意识形态固定的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
或强调该书的“历史-现实”意义，如萧功秦所说，这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警惕我们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遗传基因，是大有益处的。
在2000年初，这本书是以相当低调的方式出现的。高华把少量样书分赠师友。历史系的同事感受到了它的分量。
这本书同样让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激赏不已。他把高华称为中共建政60多年来敢于向“伪史学”挑战的第一人，并将该书与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相提并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一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为长篇历史专著，一为短篇抒情散文，一出自史学界的新秀，一出自学术界的老手，共同发起了向‘伪历史叙事’的挑战，把御用的‘伪历史叙事’打得落花流水。”
但在南京大学的职称评审期间，对该书的质疑也随之而来：其一，该书尚未正式出版，不能拿出来评职称。其二，该书内容敏感，倾向性太强。
高华和朋友们商量对策。朋友们为他分析，假如他以该书申报，如果有人写匿名信，说这本书政治上有问题，那学校也很难为他出来辩护。
董健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他回忆称：“高华当时找我商量，说这本书要不要作为成果报，怕成果不足，评不上。当时我的意见是，这本书不提，你的成果也够了，千万不要提。因为学校的高评委里，有个别教授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如果提出质疑，虽然不一定会把你否掉，但会延长时间。”
在董健的记忆中，有一年，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两位教师评教授时，有人说他们的著作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后来该书在董健婉转建议下，送至外校，找专家点评之后，才得以作为成果报上去。董健担心高华遇到类似事件。
在历史系，已卸任系主任的张宪文回忆说，当时评职称时，高华想把那本书拿到会上评，系里没让他拿出来，最后是以论文评的，相关的论文也够了。
综合各种意见，高华听取了师友的建议。在举行学术成果展览时，该书并未出现，但在往学校填报的材料上，已有该书。部分评委也看到了这本书。
“当时，已经有不少学者知道《红太阳》了，知道它的分量。所以到了评委会上，大家都不提，顺利通过。”董健回忆称。历史系的一位教师说，这说明大家认同高华，不管怎么样，就是觉得这本书是有分量的，大家心里有数，本着学术良心，把学术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00年4月，高华如愿评上了教授。这一年，让他高兴的另一件事是乔迁之喜。在上海路住了10年之后，他和700多户南大教职员工搬进了龙江小区。
这是南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分房。之前尚为副教授的高华分到三室一厅，100平方米左右，总价7万元，学校对于有博士学位者资助1万元。
6万元，对于当时的南大教师来说仍是一大笔钱。本来就没什么家底的高华，像大多数教师一样，从银行贷款5万，用了数年才还清。
《红太阳》传播轨迹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部被学者景凯旋称为史学上的《1984》的著作，给高华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声誉。
2000年书刚问世时，高华甚至有点紧张。虽然书中所涉历史事件已过去近60年，但内容依旧敏感，它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进入内地，更遑论登堂入室，进入学术交流的平台。
在当今公众阅读空间中，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红太阳》那样，虽在香港出版，但在中国大陆能得到上中下三代人交口称赞，上至党内“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下至青年学子，如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所说，“该看的都看到了”;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红太阳》这样，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却一再被意识形态化。其命运及传播轨迹，反映出一个转型期社会独特的政治社会生态。
2000年，书出版后，高华只拿到了为数不多的样书。但不知从何时，该书开始以复印本和盗版本的形式，在南大的师生间私下传阅复印，由南大而南京，而全国。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磊2002年在南大新闻系读研究生时，经常去隔壁历史系的宿舍串门，看到了桌上摆着复印的《红太阳》装订本。陈磊回忆称，历史系同学说，这本书不允许在国内出版，他们都是拿香港版本去复印，由于买的人多，在南大汉口路的小卖部，50元一本，只要去报“买高华的书”，小店老板就会把“书”拿出来，生意很红火。
在上海，这本书也成了“黄鱼车书”。据许纪霖介绍，在华东师大校门口，有一段时间，每当下午三四点，就有一辆黄鱼车拉来盗版书，《红太阳》尤其畅销。一位历史系的青年学人曾先后代朋友买过50本。
据熊景明回忆，有一次，高华去华东师大时，卖书的向他推荐《红太阳》：“哎，这本书卖得最好，听说这个人就要到这个学校来教书了。”那次，高华还买了好几本送人。“比在香港的作者优惠价便宜多了，”他将这笑话讲给朋友听。
数年间，这本书的盗版本出现在全国各地，从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一位学者估计，国内盗版不下数万本。这是高华没有想到的，他甚至一度担心此书在国内影响太大而招致不良后果。高欣说，那时家里也有盗版，父亲有时以盗版书签名送人，等到有正版书时再补送一本正版。
与盗版相应的是网上也经常有该书的片断转载，甚至电子版。内地某些图书馆也有该书的收藏，但不提供外借和馆内阅读。这让高华很是感慨：“思想的驳诘、学术的争论有赖于一个场域，这就是存在着一个公平、开放的学术平台，其前提是学术书籍的自由流通。”
尽管如此，《红太阳》的影响还是远远溢出知识界。高华注意到，《红太阳》的读者，往往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检讨和批判历史;另一种是党政人士，想从中学习红太阳升起的成功经验，或是企业家看重其中的“驭人之道”。
青年学者王晓渔对此保持警惕。他说，上述现象提醒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一边反极左，一边延续了极左的东西，不能用极左的逻辑来反极左。彻底了解那套组织方式，并且与极左的思维保持距离，这是《红太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每个人而言，不仅是批判历史中的极左，还要不断反思，怎样驱逐内心中极左的种子。
这时的高华，在公开场所是谨慎的。一则流行于南京大学的轶事为此做了注脚：“某日晚高华在选修课上讲反右运动。至中途休息，高华突然冲下讲台，到第三排的笑如，索其证件查看。课后高华言笑如面目成熟，形似公安，似乎还在做录音(其桌上放着随身听)。经我们解释，方才打消疑虑。”
类似传闻，得到了高华的朋友和学生们的证实。
陈磊在2002年选过高华的一门课。印象中，上课时有四五十个人，高华口才很好，但用词极严谨，也极简洁，很多时候点到即止。如果人少一些，他便放开一些，人多就谨慎些。
直到2006年，朋友范泓去听他的博士生课程时还能感觉到他的谨慎：课堂上，十几个人中，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马上就会警惕。前辈学者袁伟时曾听过高华在中山大学讲学，“条分缕晰，娓娓道来，引人深思，但总是觉得有些地方欲说还休”。
高华的谨慎，并非杞人忧天。许纪霖说：《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对他最具杀伤力的，不是有形的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
在颜世安看来，这种惶恐也许并没有那么强烈，“跟高华聊天时，老是觉得他是一个愉快的，有趣的人。他谨慎，而且敏感、小心，对可能有的危险都会注意到。惟其如此，写这本书，才需要勇气。假如他是一个粗豪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教学中的高华，也自有一种淡定。一位南大学子描述了当年高华的神采：“高华老师双手撑着讲桌，向前半倾着身体，波澜不惊，娓娓道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没有评价，只有事实，时有事实惊起四座，一阵唏嘘，高华老师却置若罔闻，稍停一下让座下学生安定下来，然后淡定地盯着讲稿继续讲下去。没有愤怒，没有情绪，似乎不想去惊动安静流淌而过的历史河流。”
海关事件
2003年之前，《红太阳》在公众视野里还是默默无闻。一桩突如其来的“海关事件”，却将其推至风口浪尖。
据《新民周刊》报道，2002年8月5日，北京律师朱元涛带着一本《红太阳》，自香港返京时，书被首都机场海关人员扣留。海关人员后来称，朱“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属“走私行为”。
2003年1月1日，在交涉无果后，朱元涛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于2月24日开庭。庭审中，对《红太阳》如何定性，成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法庭上，首都机场海关出示了《印刷品审查表》，其中有“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字样，并同时提交了海关总署监管司的相关批复，称“经商有关部门，同意你关对该书作没收处理的意见”。该批复同时抄送海关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和各直属海关，由此设立了对《红太阳》的广泛防线。
这让朱元涛惊诧莫名：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学术著作，作者耗费10年心血，仅凭一个海关审查人员寥寥几行断语就被全盘否定，却又拿不出任何史实来佐证这些指控。在审查学术著作方面，海关是否具有权威性，海关审查人员是否具有相应学术理论素养，也是值得存疑的。
2003年的“海关事件”，由此成为中国司法审裁行政禁制出版物行为的合法性的第一案。该案不仅涉及国家机关依法行政问题，而且“揭示了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和法律评价标准对称衔接的不确定性”，关乎出版自由、思想传播等深层问题，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红太阳》的知名度由此剧增，而其定性问题，则给无意中被卷入的高华带来压力。该案一审时，高华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他让一些朋友关注事情的进展，随时通知他。
“他不希望事情被炒得很大，也不希望自己成为舆论的中心。他做的是学术研究，希望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人，首先认同他是一个学者，这本书是学术著作。而海关事件的出现，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逼着当局对这本书表态。这是高华不愿意看到的。”一位朋友称。
此后，高华曾托朋友给朱元涛带话，希望他撤诉。“他的政治敏感性比我们高，他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但律师认为事情和高华没有关系，他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后来的结果，果然被高华不幸预见到。”这位朋友说。
2003年6月19日，北京二中法院驳回朱元涛诉求。6月25日，朱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否的审查，却回避了对海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不明白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太阳》为禁止进境的书籍。
当时，《新民周刊》采访了学者许纪霖。许纪霖认为，《红太阳》是严谨的学术著作，曾得到杨振宁、王元化等大批学者的肯定。一本花了20年心血的学术著作，仅由一个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海关人员用11天审读，便轻易得出“否定毛泽东”等结论，实在有些轻率，也与海内外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形成了巨大反差。
2003年8月7日，二审开庭。9月8日，北京高院宣布撤销北京二中院相关行政判决书，撤销首都机场海关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法庭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红太阳》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没有具体引证该书属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哪种情形，相关认定缺乏依据。
《新民周刊》报道称，得知高院终审结果后，高华非常高兴。《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称，这个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打破了对《红太阳》设立的禁区，洗刷了朱元涛律师背负的污名，也将宽慰高华和无数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心。
然而，朱元涛最终没有要回那本《红太阳》。数月之后，上述终审判决又被撤销，事情再次扑朔迷离。
据一位接近南大领导层的人士透露，海关事件中，有关部门曾来南大调查。南大保护了高华，一位领导称高华人很正派，他的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
学术转向与精神家园
尽管《红太阳》在内地被无端意识形态化，但在海内外学术界，还是给高华带来巨大的学术声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称该书“构思宏大，论证綦详，笔触绵密周至，寄意深远，一举奠定了高华在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地位”。
各种学术活动纷纷而来，高华开始忙碌起来，顶着一头白发，东奔西走。“最忙的时候，一年能碰上他三四个月就不错了。”高欣回忆父亲此后的生活。
《红太阳》之后，高华的研究重心转向1949年之后的当代史。
上世纪50年代最先进入他的研究视野。那是一个冷战格局下新中国开始创建新制度的时代，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确立，工业化展开，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那又是一个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时代，带有后延安整风时代的特征，贯穿于他和父辈的生活轨迹。
50年过去了，那些运动及其斑斓世相出现在他和研究生的论文里：《50年代“审干、肃反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论述中心》《江苏省的三反五反》《不同类型的女“右派”研究》……
在《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五十年代历史研究为例》中，高华提到研究50年代历史在当代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五十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研究当代史从五十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当下的社会和每个人的生活。五十年代为今日之基础，影响既深且远，今日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
从其研究生的上述论文来看，多借助于江苏省地方档案，研究重心转向下层，关注中共基层政治，关注普通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关系。这也是高华2000年之后研究重心的调整。
高华称，如何评价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讨论理论问题。
许纪霖认为，高华的研究重心转向中共基层政治，也和上层资料匮乏有关。新中国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自1987年《档案法》颁布，已有十余年，中央级档案的查阅仍限制良多，高华的研究时常遭遇史料瓶颈。
在高华重构当代史的研究中，他的相当部分研究资料取之于海外，论文也发表在海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后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于其助力甚多。
自1998年初访以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给高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安静、自由的学术环境，丰富的资料收藏，专业精到的学术服务，无一不让他温暖，引以为世外学术家园。
据该中心1999年以来的记录统计，高华6次到访，为内地学者之最。而此仅为专项邀请，高华此后访港或途径香港，必至此地。
任教中美中心及此后访学美国，是高华与海外学界交往之始，而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又给他打开了一扇门。在这里，助理主任熊景明发现了高华，将其推荐给香港乃至国外的中国研究学界。傅高义、余英时、许倬云、陈方正等一批重量级海外学者，通过中文大学的平台知道了高华。
在这里，高华和秦晖、杨奎松、张鸣、萧功秦等旧雨新知时常切磋，视野进一步打开，从此融入了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研究学术圈。
在高华看来，“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来访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多元的交流平台。午餐讨论会是交流途径之一，不同学者聚集一堂，时有激烈争论，而又能在追求学术兼容并蓄的共识氛围中“化干戈为玉帛”。多年后，熊景明对高华参加讨论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近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
此外，拥有众多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更成为高华重要的学术支撑平台。这里不仅珍藏着大量的县志、专业志、地方志、年鉴、报纸、杂志，还在构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五大专题数据库，并收集纪录片、民间历史等。
在中心的日子，高华工作异常勤奋。广东教育杂志社编辑张一文2006年造访中心时，经常看到高华抱着一大堆书籍资料，进入工作室，半天不出来。星期天，吃午饭时，他仍是手不释卷，时常喊张一文帮他带饭：“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傍晚，高华和海内外的学者，在操场散步，谈天说地，夜晚则是品茗论史，纵横中外，甚是热闹欢喜。
在高华看来，“中心”创造的不仅是一种尊重学术的气氛，更是一块提升人的心灵的人文净土。那里的行山、郊游、散步，SARS肆虐之际的诗歌朗诵会，熊景明带着大家合唱《满江红》……多年后，仍让他怀念。
“一拨学者回去了，另一拨学者又来了，这就是‘中心’—一个新思想、新学术、新人生态度的孵化器。”2003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高华写作《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纪念之。
利用中心的资料，高华相继发表、出版了《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等作品。
重构50年代
在高华重构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的著作中，2004年出版的《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被学者荆世杰认为是“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高华在该书中，将“阶级出身论”置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梳理了始于1927年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的“阶级出身论”，如何经过延安整风审干和土改，滋长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思想与组织原则;又如何在1949年之后，作为革命的新传统，用于重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高华在书中点出了“阶级出身论”的实质：其思想背景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并非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
“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甚至强化‘革命’时期的这套意识与原则，迟迟未能建立起体现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律框架，这就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和广大民众造成严重的伤害。”至此，高华梳理了他成长的年代，中国政治身份歧视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基本脉络，并对其背后的历史因素和政治机制做了剖析。
高华在2007年8月发表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则以15个小人物或其家族的命运变迁，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了50年代国家建立起来的新结构，还原了彼时的社会统合和政治规训的成败得失，及其对于普通人命运的影响。
文章认为，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最终建成的是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并评价了这种模式的正面价值和后遗症。
上述政治运动，于高华是一种切身体验，他和无数人因此沦为政治贱民，但高华的写作，极少情绪化的倾向。
青年学者唐小兵称，个体生命的创伤性记忆，容易导致学者写作的“逆反心志”，最后走向与批评对象的思维和话语同质化，而高华对此有着明确的自觉。学者徐友渔则认为，高华最大的优点，是在解释历史时，受现有意识形态“污染”最少。
高华后来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说：“50年代，就是我成长起来的(时期)，长期我们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是一个和这种影响，在审视它、重新观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它再见。”
高华治史，在对上层政治史展开宏大叙事之际，同样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保持关注。《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收入《革命年代》时，更名为《小人物，大历史》。作为触角敏感的历史学家，高华留意到这一时期出版的个人回忆录，其研究转向普通人的叙述，强调大历史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
高华后期研究视角的这种变化，其实早有延续性。1990年代起，他和学生解释“普罗”二字，谈及普通人的叙事。在《红太阳》对延安整风的全景式描写中，不乏肃反中的小人物身影，如刚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等。
高华认为研究当代史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使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红太阳》之后，高华阅读广泛，民间历史为其重要内容。他广泛搜集诸多民间自印本的回忆录、口述史等，关心长时段的人生起伏。
他曾在华东师大演讲“民间的当代史书写”，呼吁知识界关注民间历史写作;也曾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为学生勾勒出时代动荡下的“普罗生活史”。南大图书馆，近年来开始收集非正式出版物。每当得知图书馆有平民回忆录上架，他都催学生速速借来(据黄骏《传道·授业·解惑》)。
在杨奎松印象中，“对小人物的回忆录，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评论，高华是第一个”。受高华的启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于2005年设立了“民间历史”项目，收集个人回忆作品，办“民间历史网刊”，高华担任项目的义务顾问。
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印象中，《红太阳》之后的高华，对于当代史研究，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但他和朋友们所谈不多。而从其关注视野来看，对1950年代的研究和延安整风研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1950年代的中国，是延安整风时代的逻辑展现的现实结果。这一时期，高华的研究，行文风格有变化，表达更加理性、平和，也更加老到，在看似平淡的文字背后，往往蕴含着非常强的思想张力。
体制内的边缘者
尽管高华的学术声誉日隆，他在内地学术体制内的边缘位置并未改变。
2002年6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举办“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高华和朱学勤参加了会议。
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学者们住在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朱学勤和高华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
在朱学勤看来，“第二学术圈”即公共思想界，那种纯粹的学术氛围瓦解出现在2000年以后。彼时，自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学术量化考核现象已在高校中愈演愈烈，论文评价体系之外，科研项目评价体系后来居上。
2000年以后，国家加大了对高校的投入，各种科研项目明显增多。在人文社科领域，各种项目层次分明，已形成国家级、部委级、国际合作项目、省市区级、校系等结构。其后，有关部门在大学排名里面统计重大社科项目，作为检验学校和文科发展水平的标志性指标。各高校为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把申报国家社科项目和职称捆绑在一起。
“青年教师，评教授一定要有国家社科项目，这就变成对年轻人极其要命的东西，大家都去争。”南大一位年轻教授说。
于是，在各高校，这种唯项目和论文至上的量化评估系统，逐渐与每个人的利益挂起钩来：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
量化评估系统带来的，则是科研团队的层级化和大学教师的分化。在研究团队方面，各高校中逐渐形成了由“985”工程创新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级研究基地、校级研究基地组成的金字塔形体系;在教师方面，出现“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等称号，普通教授也开始分级。
在这种环境下，单枪匹马做研究的高华，从未在体制内获取学术奖项，所浸淫领域又非主旋律，无疑处于一种边缘位置。按体制内的评价标准，高华被评为四级教授，处于教授中的最低层级。此前，在南大实行岗位津贴，他也属于教授中最低等级。
现行学术体制之外，市场因素也进一步促进高校教师的分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高校的各个院系，在市场经济中或长袖善舞，或甘于清贫，教师间的贫富差距现象也逐渐显示出来。
南大教师的工资结构中，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由学校发放，另一部分课酬及院系奖金，则取决于各个院系的创收能力。在文科院系中，商学院创收首屈一指，而历史系是全校待遇最低的。“都是学校发一点救济奖金，大家很清贫，但那也是学科成果最多的时期。”历史系一位领导说。
即使在历史系内，也有差别。民国史中心作为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众多，经费充足，其它的冷门研究则是“低洼地”。高华就在这“低洼地”里。
董健曾经感慨，近三十年来，大学教师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有的暴富，有的赤贫;有的雄踞“中心”，有的被挤压在边缘;有的在做买卖，只有少数在做学问……
董健认为，1990年以后的十年，知识分子被一种官僚化、商品化的学术体制“打垮了“，这是中共建政60年以来没有过的。而在大学变成官场、商场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像高华这样有独立精神的人来支撑局面。但他同时认为，上述学术体制只会出现一些伪学者，也意味着高华这样的人很难出现了。
2007年4月，南大试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规定“学校将加大对研究生的资助力度，国家计划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的奖助学金为7200元/年·生(其中学校承担6000元，导师承担1200元)”。这意味着今后导师每招一名博士生，每月要向学校上交100元，以津贴形式发给博士。
此举让一些文科教授直摇头。南大文学院一名教授当时在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说，现在国家经费支持少，拿一个省级重点课题也就是3万-5万元经费，一般项目1万元左右，光立项不给钱的也不少。在人文社科类学科，导师大多独立研究，博士作用不大，改革后压力明显增加。
“学校的意图倒也不是卡哪个老师，就是说你当博导，手上要有项目。”历史系一位教授说。
至2009年，上述趋势愈演愈烈。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岗位责任约束机制》中规定，“已经上岗的博士生导师中，理、工、医科博士生导师如果连续三年没有主持国家级项目、文科博士生导师连续三年没有主持省部级项目，第四年起将不列入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不招收新的博士研究生”。
至2010年，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考试专业目录中，已没有了高华的名字。在南大，他并不是唯一中招的。
对于上述学术体制弊端之根源，高华认识颇深。2007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抨击高校官僚化、行政化，引发“张鸣事件”之后，高华在《南方周末》发表《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以声援之。
高华在文章中，以历史学的笔法，剖析了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前世今生——是原计划经济体制和1990年代后进入高校的商品化、金钱化互相结合的产物;并指出了其后果，一则造成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外，基本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二则导致越演越烈的“官”与“学”两栖现象。
高华认为，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量化”和“项目至上”的指挥棒下，如今的大学校园中，权钱之帜高张，高校的生态环境已结构化或板块化了。他在文末呼吁：大学“官本位”更须“中医疗法”，与其舍近求远，花大把银子去做越洋考察的“无用功课”，还不如返躬求己，从本土资源挖掘积极因素，以吴玉章、郭影秋、匡亚明等老校长为榜样，对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做出改良或改进。
一个学者的立场
2007年就张鸣事件的表态，是高华对内地公共事件仅有的一次发言。更多的时候，他低调谨慎，淡出公众的视野，既不同于传统学院派知识分子为学术而学术，皓首穷经，不问世事;又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高扬启蒙大旗，指点公共事件。
在2007年之前，他只接受过两次访谈，究其一生，访谈也仅9次。学术刊物之外，他只在《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发表过为数不多的书评、随笔等。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在最初的名单上，高华榜上有名。
从198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成为中国知识界经久不息的话题。到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建立和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一部分学者宣称知识分子已经死亡。 而在一个学术分工专业化的时代，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成为知识界关注的新主题。
《南方人物周刊》的这次策划，是大陆媒体第一次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据萧功秦回忆，在杂志社征求高华的意见时，“他坚决要求把名字拿下来，他不希望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不想被看作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
《红太阳》之后，高华一度被赋予各种解读，加诸其身的不乏英雄主义标签，及各种政治性符号。但在南大学生左中甫印象中，高华不是那种容易归类的人，其朋友圈里，既有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又有很多地道的“体制内”人士，连首倡“新权威主义”的萧功秦，大声疾呼社会公正的何清涟，也是他的多年挚友(据左中甫《高华先生印象记》)。
萧功秦曾把高华称作“把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人情味和自由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而在南大的师友看来，高华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这也是高华特别在意的。颜世安回忆称，北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机构召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曾邀请高华去参加，他当时比较欣慰。高华不是想进入官方的研究系统，他在意的是，这样的邀请表明官方研究机构承认他是一个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表达政治意见。
在朋友们看来，高华又非不问世事，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许纪霖称，高华的使命并不是要做个公共知识分子，而是要做一个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但一旦有了良知，也就是知识分子了。他写的东西虽然是学术著作，但已进入了公共思想界。虽然没有经常发言，但他对于公共空间的各种时政问题都非常关心。
更多的时候，高华不愿搅入易引起无端纷争的事情，他只是通过学术的方式，表达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认知。他对“鞍钢宪法”论调的反驳，可见其关怀取向。
1990年代末，海内外一些学人主张重新挖掘过去年代的某些“积极价值”，再配以其它思想资源，用于指导中国改革。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
2000年，高华在《二十一世纪》发表《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梳理了“鞍钢宪法”的由来初衷、惨败后果等，最后总结说：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并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
高华更多的是远离政治。《红太阳》出版后，震动四方。高华对中共高层权力的诡秘性洞察之深刻，对政治人物的领悟之到位，甚至惊动了一些“红二代”，欲一睹高华真面目。
数年间，高华接待了数位此类来访者。及至一见，对方才发现，高华就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无高层背景，无从政经历，并不生活在权力系统中。
在许纪霖看来，高华只不过是从各种公开发表的资料中反复爬梳，回味思考，以至于对那些人脉细节烂熟于心，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然后，他把支离破碎的公开资料剥离出原有的框架，把一个个细节提炼出来，以天才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重构了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的叙述，从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
此外，也曾有中共元老的后人，请高华为其先人写东西。高华一一谢绝。颜世安说，高华不会去阿谀任何权势，以此谋取好处。他写文章不是反对谁，也不是拥护谁，和任何势力没有恩怨。他就是站在人文主义学者的立场，实事求是。
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上，高华再次表明了该立场：“我们做历史研究，应该保持一个和研究对象的距离，我看到一些朋友和(研究对象)当年的亲属有接触，然后自己的主观性就发展起来了，比如说非常同情。我们历史研究要有客观性，特别是不能对当年亲属的解释照单全收。”
教学与启蒙
与在体制里的边缘位置相比，高华在南京大学学生之间，享有明星般的声誉。
从1987年毕业留校后，高华在南大历史系讲授《20世纪中国政治与左翼文化运动》《马列史学名著导读》等课程，1997年起开设全校素质课《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同时带硕士研究生，2001年起指导博士生，先后为硕士生讲授《中国现代史研究》，为博士生讲授《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史史料评介》。
早在1990年代，他的课就大受学生欢迎，《红太阳》之后，更多人慕名而来。他的学生周孜正回忆说：“本校的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
在学生刘握宇印象中，高华的全校公选课，晚上6点半上课，6点就要去占位置。高华从不点名，但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总是满满当当;他的研究生课，几十人的教室常无插足之地;他在中美中心的课程，受到国际学生的普遍欢迎。
南大校友赖晨的回忆文章验证了高华的魅力：“研二时，一位师兄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请来了高华教授做评委。高老师站在讲台上，妙语连珠，一手持烟，一手轻摇折扇，潇洒板书，畅谈古今。礼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他演讲完毕，全体学生自发起立，热烈鼓掌。”
江苏人小赵，1990年代中期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上学时，就时常来南大听课;工作后又在南大读MPA;有一段时间，他在南京挂职，只要高华有课，他就跑过去听;甚至有时去南京出差，也跑去听课。他的朋友也受影响，成了高华的粉丝。
在小赵印象中，高华备课很认真，南京大学抬头的A3稿纸，每次都写上一二十张，用布包拎着来上课。那是一个普通的布包，拉链坏了又修好，他随意地拎着，一头白发走在街上，爱人笑他像卖菜的。
讲课时，高华有时点一支烟，最早是红梅，后来抽好一点的，七八元的红塔山，十一二块钱的红南京。他喜欢板书，因为要讲的名词、人物太多，他不得不写出来。课间，常有其他老师的研究生拿着论文请他指点。
刘握宇曾这样描述高华讲课的特点：“顶好是听他讲复杂的历史事件，千头万绪，他交待得一丝不乱;来龙去脉，他讲个清清爽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从不妄加褒贬，往往只一两句生花妙语，其中滋味，难以对外人道。”
而高华的课程之所以有魅力，更在于思想的启蒙。
一位网名daydaypaper2的学生曾回忆听高华讲国史课的情况：“高老师上课从最细微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以最克制之叙述，最客观之史实，揭露各种残酷或良善之人性，所求者，乃是以此来启发我辈之民主宪政意识。究老师一生之学问，追求的正是还原与解释红色中国所以悲剧之原因。”
在刘握宇印象中，高华绝对不是激进的人，他绝不主张激烈的社会变革。在高华看来，激烈的社会变革，都是想一夜之间改变一切，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最后导致的就是大量无辜生命的牺牲。这是中国一百年来的弊病。
与普通同学相比，更得高华风气之先的，是那些研究生和长期追随者，他们的追随史短则数年，长则十数年。
青年学者李永刚很是向往高华培养学生的模式：学生们没事就去他家里，有时自己做饭;如在私塾中，弟子们随便坐着，出个题目天马行空地讲，大家随时插嘴讨论，也没有上课下课的时间。
在学生印象中，高华是一位严师，学生论文有了问题，即使跟随多年，他同样不留情面;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随意聊天的长辈和朋友”，许多隽永的思想和为人处世之道，正是在这一圈圈烟雾中悠悠荡出。
更多的时候，师生们谈论的并非史学。他们谈新中国的红色电影，也谈费里尼、帕索里尼;谈革命题材《历史的天空》，还有乡土气息的《刘老根》;谈一代报人邵飘萍，以及学术红人易中天。
学问之外，他还和学生谈工作，谈家事。学生们则于潜移默化中，领略到做人的道理，甚至人生走向就此改变。
“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在最需要启蒙的时候遇到了老师。”刘握宇说。“我们回想过去的那么多年，从二十几岁开始，在青春的成长过程，受了他的很大影响，那段时光是和他揉合在一起的，有他的身影在里面。”
华东师大事件
2005年的高华，忙碌异常。各种学术活动邀请纷纷而来，朋友们时常劝他悠着点，注意身体。此前一年，他辞去了在中美中心的教职，但除了南京大学上课外，每周他还要坐火车去上海授课。
这一年，高华面临着选择：离开生活了25年的南京大学，去华东师大工作。
创建于1951年的华东师大，其时在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的领导下，正推出“人才强校”战略，以打造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启动于1999年4月的“紫江学者计划”为其引才计划之一，华东师大历史系也得以乘势而起。
作为建校时首批设置的学科之一，华东师大历史学科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积累，吕思勉、吴泽、李平心、戴家祥、陈旭麓、林举岱、王养冲等老一代学者曾执教于此，其近现代史学科在陈旭麓、夏东元等近现代史大家率领下，曾于1980年代创造过全国一流学科的辉煌。1990年代后期以来，历史系开始重建荣光。
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唯一专门进行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3年，经美国康乃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陈兼引荐，著名学者杨奎松应聘“紫江特聘教授”，主持冷战史研究中心，并开始为华东师大引介人才，酝酿成立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这将是中国大陆高校第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机构。在此背景下，深知高华价值的杨奎松，极力主张并促成高华的引进。
“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杨奎松回忆说。
高华要走的消息，在南京大学学生间引起了波动。2005年9月，一位叫丁一的南大校友，在《南方周末》“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国与问”策划中看到了高华的名字，但其身份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丁一打电话求证，当时的高华正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丁一在文章中写道：这将是载着一位年已五十的教授奔向自由学术春天的火车吗?
“像高华老师这样，坚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坚持学者应有的独立思考，如此受南大学子尊敬的老师，具备成为大师潜质的学者，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这是丁一和南大学生的疑问。
而在华东师大，引进高华的计划，在校党委书记张济顺的直接关心下，进展顺利。杨奎松在纪念文章中说：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困难，我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2006年3月，一切谈妥后，我领着高华和刘韶洪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那一年，为了落实高华夫妇的调动，杨奎松推迟了去日本访学。其后，已退休的刘韶洪在华东师大工会临时上班，华师大为高华提供了不错的生活条件。
“华师大让他带博士，还有特聘教授的启动经费，看上去一切都变好了。”南大的朋友们为高华高兴。在他们看来，一批实力派学者云集华东师大历史系，有思想，有学术，高华去了正可互相切磋，一展所长。
在张济顺的印象里，高华在华师大是愉快的。高华重视教学，给本科生开讲座，也给博士生上课。像在南京大学一样，他的课很受欢迎。调来之初，高华和杨奎松等一起准备为大学生编一套历史教材，分晚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三本教材，高华领的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9月，当杨奎松访日半年回到上海时，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
“这消息对高华来说，不啻于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极为不利。”杨奎松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
在朋友们看来，高华一生谨慎，不希望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来华师大之前，他曾向学校的领导谈起“海关事件”，有所担心。
此后，华东师大尽力做出弥补，把所有待遇尽量保留下来，继续聘请高华为讲座教授，校领导也再三表示，此事不影响在研究上的合作，高华还是当代史研究中心非常重要的成员。
但在杨奎松看来，“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感觉到他内心承受的压力。”
这一年，在弟子黄骏的印象里，高华回到南京时，“情绪上有些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