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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的后二十年(下):最后的岁月

2014-05-12
来源:财新网 谢海涛

  “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知识分子易患癌症的时代”

  2007年4月下旬,高华在体检时查出肝癌。这是南京大学的一次例行体检。拿到体检报告的那天,高华在上面发现了“疑似CA”字样,但不明就里。

  在颜世安的记忆中,有一天他和高华、朱剑、余斌在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

  颜世安并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后他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南京鼓楼医院查出疑似肝癌,顿觉晴空霹雳。

  学术界闻之震惊。长期玩命工作的高华,早有家族乙肝病史。在颜世安印象中,高华于1992年患乙肝,当时不严重,很快就控制住了,但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上的劳累,出书以后的精神压力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这似乎是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得癌症的时代。”高华的朋友江荣生说。而景凯旋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感慨,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高华做的这个工作,直面那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其实是研究一个很灰暗的东西,要面临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高华生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他说。

  患病之前,高华在写作国史,辛苦异常。这就是《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拟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七卷。

  该套书策划于1999年,由学者杨奎松和沈志华发起,为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非官方版国史,时间跨度由1949年至1981年,分十卷,共500余万字。

  高华于数年前接受了写作邀请,至生病前已写作十多万字,完成了“清队”“一打三反”等重要章节,确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构架。此前数月,他天天写到凌晨一二点,烟一根一根地抽。他后来跟萧功秦说:“没想到把自己的肝给得罪了。”

  4月底,在张济顺教授的帮助下,高华在上海中山医院做了彻底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噩耗:100%是肝癌,而且是多发性肝癌。

  2007年4月29日,高华在中山医院做了第一次介入手术。手术前一天,萧功秦在电话里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高华笑了。手术前,儿子高欣给他点上烟,他猛抽了一根,然后说:这是我抽的最后一根烟了。高华从此戒烟。

  他的病情牵动着学界朋友们的心。远在香港的熊景明时刻关注着高华的情况,此后近五年,每隔些天她就会致电问候,并向学界通报高华的情况。

  2007年4月30日晚上,萧功秦去医院探望高华。在萧功秦印象里,那一天的高华刚动完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仍充满自信。谈话中他起身去卫生间,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2007年6月,李永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把高华的病例带到香港。香港的肝病专家看过后,断定为肝癌中晚期,生命只有五年。

  在上海,高华的介入治疗还在进行中。7月,又去中山医院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验血正常,身体稳定,从外表看不出异样。

  这一年,熊景明荣休,学界朋友前往其故乡昆明庆祝,高华夫妇也应邀前往。宴会上,高华和张鸣、高欣合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这个颇具隐喻色彩的上世纪80年代广告歌,把大家都笑疯了。高华说,我们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

  云南之行的高华是快乐的,他还参加了彝族山寨火把节。胡杰给他拍下的一幅照片里,高华像一个顽童,举着两米长的火把,神情专注地在夜路上行走。那是高华晚年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高华53岁。“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说。

  但高华不得不停止了国史的写作。这是一项让朋友们充满期待的写作计划。本来,《国史》的写作,使高华梳理整个现代中国变迁进程的思路逐渐显现出来:从民国到30年代,到延安时代,到50年代,再到60年代、70年代。李永刚认为,高华的兴趣应该是百年中国。

  在同事申晓云看来,以往出版的国史系列丛书,有新史料,但多半未完全摆脱官史叙述的模式,留有遗憾。而1969年至1971年这一段,要完全破除原来那种框架,从话语到结构上跳出来,客观地、深层次地把真相说出来,是很难的。她和当代众多历史学者一样,对高华的写作充满着期待。

  朋友杨小彦、冯原,则有幸听闻高华讲述研究的片段。那是数年前的一个月夜,在南粤的江边大排档上。“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年到1971年,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其中涉及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甚至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据杨小彦《高华与摄影》)。

  然而,这一切研究都不得不停了下来。“在思想最敏锐、积累最丰硕、洞察最深刻的巅峰时刻,一位杰出历史学家试图解构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残酷的命运永久封存。”李永刚为此感慨。

  每三个月,高华都要去上海复查一次。

  在南京大学,本科生的课不上了,他继续带硕士、博士;历史系照顾他,让学生到他家里上课,岗位津贴予以保留。在华东师大,研究生的课程则做了灵活的调整,他去上海检查时,就集中给学生上课。

  之后,高华的病情几经反复,一度柳暗花明。2008年9月底,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高华转至上海长海医院治疗。一位著名专家亲自诊断后,倾向于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肝结节,虽然专家的学生仍倾向于是肝癌。

  这让高华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颜世安回忆:高华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告知此事,说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我们都是凡人啊!”

  这一年10月10日,高华再赴香港中文大学,做林彪事件再研究。11月15日,他在石家庄参加“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

  当月,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革命与战争”讨论会。在学者金大陆的印象里,时至初冬,高华并未给人怕冷的感觉,仍声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病人。这一年,他还在为赴德国汉堡参与“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项目做准备。在家时,他经常下楼散步,打太极拳,对自己很有信心。

  2008年,南大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系里为高华报了名,但批下来的名单里没有他。一位老师说,政府这个津贴,要看你有没有获奖,有没有国家课题。高华的学术水平很高,但很难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体现。

  2009年:十年思想历程

  接下来的2009年,对于高华来说是多难之年。先是2月份母亲患肠癌住院,高华和弟弟、妹妹每日奔走于医院。

  每天上午,高华由亲戚小孙陪着,坐公交车去医院,陪母亲坐会儿。下午,他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应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邀,整理新书《革命年代》的书稿。

  在整理文章时,几十年来母亲的关爱和教诲时时浮现于他的脑海,“特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母亲带领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才走出了那场暴风雨,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在高华的主治医生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内科于正洪副主任医师印象中,高华是个孝子,在他患病期间,母亲也病重,高华操了太多的心。于医生曾提醒他自己也是重症患者,不可以那么累。

  母亲临终前一个月,几乎昏迷不醒,高华仍是天天探望。至4月底,母亲病逝。此后一段时间,高华天天失眠。祸不单行,5月份,85岁的父亲不幸摔伤,致股骨颈骨折,从此长期住院。

  这一年,《红太阳》已出版十年。十年风雨,赞誉峰起。如学者朱学勤所言,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赞誉之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性意见。如“老延安”何方,认为应该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研究延安整风,批评该书纸上谈兵,并对一些具体史实提出异议;如杨奎松“不认为高华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

  十年间,在正常的学术交流之外,对《红太阳》的毁谤也生,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如影随形。

  2009年5月25日,在家事之痛中,高华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当年12月,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

  在两篇文章中,高华回顾了十年来的思想历程。多年前,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陈彦在评论《红太阳》时称,作者有思想矛盾,从该书的思想逻辑演进应得出否定中共革命的结论,但作者却对中共革命深表同情;萧功秦于此也有同感: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持有人文主义情怀。

  高华在《感言》中谈到,对于“思想矛盾”问题,他同意萧功秦的看法,那正是历史事件本身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而在《红太阳》之后十年的思考与阅读中,他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仍然认为,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中共革命和国民党领导的国家近代化过程,都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其间产生的左、右极端主义,既和两党的领袖及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有关,更是他们及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后人,应在新的起点上总结历史,将前人的成就、牺牲和失败转化为今天推动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2000年,一位化名“遇资州教授”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相关书评《谁是“我们”及其“敌人”》。书评说,“延安整风”尽管相当残酷、极左、阴谋,其实相当必要,“延安整风如果只整党内,干卿何事?”

  高华在《感言》中回应了上述质疑,并重申写作《红太阳》的初衷:“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

  在《总回应》中,高华表达了对延安整风更深的认识:

  “现代农民革命融合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大的发展,就需要定朝纲、定礼仪,排座次,这可能是东方大国共产革命胜利的必经之路。其间结合儒家修身操作和法家式的清洗和监督,将毛的思想内化,形成巨大的动员效应,创造了一种战争年代下政治动员、党内思想清理和组织清理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中共1949年的胜利。

  “正是因为延安整风成功、有效,很自然地在建国后被奉为治国方略。只是,促使革命胜利的方法以后却可能成为使革命受挫的因素。延安整风以政治运动治理国家的斗争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树立领袖权威、执行革命任务,动员和规训人群、进行思想和组织清理,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建国以后政治环境变了,治理国家的方略也应与时俱变,遗憾的是这个变化比较迟,一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胡耀邦时代才改弦易辙。”

  病中的高华,还提出了修改《红太阳》的设想:保留原来的结构、基本观点,修订一些错讹之处,主要是补充一些新资料,包括2003年俄罗斯解密档案,杨尚昆的谈话,博古后人的新著,一些经历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及其后人赠送的资料等。

  然而,命运留给高华的时间不多了。

  《大江大海》与新价值

  2009年9月30日,上海东方肝胆医院的一位专家,在高华的CT上发现了病灶。高华的命运似乎再次急转直下。熊景明回忆:“那时,他在Skype上和我讲话,很热的一天,他穿着背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需要做决定,要不要做手术。”

  2009年10月24日,高华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开刀,切除了40%肝脏。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萧功秦与高华在医院里散步。因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萧功秦就把一层纸捅破了,对高华说:“你可能有两种前景,也许生命奇迹会在你身上发生;另一种可能是,你比我们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地球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人生中的十年不过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生命长度的价值,它会被后人记住”(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在张济顺印象中,这次手术对高华打击很大。手术后,高华的痛苦无以言表,他对学生刘彦文说:小刘,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肝胆欲裂?但当张济顺去看他时,感觉他的生命力又是特别旺盛。“虽然他内心深处,还是有惧怕的成分,他骨子里是个书生,但是他的意志力,一种强烈的想要战胜病魔的愿望,始终是很强的。”

  在病房里住了几天,高华搬到医院附近的出租屋,等待两周后的介入手术。房子是很旧的一室户,卧室里只够放一床一柜,外面是厨房、小卫生间、一张小床,每天租价90元。

  这时,远在香港的熊景明心情沉痛,明白高华来日无多,不管怎么热爱高华,也要考虑一些悲伤的事。熊景明计划组织一系列访谈,从高华开始,启动“历史学家访谈系列”,帮助他倾吐思想。

  2009年11月2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和一位研究生,与高华做了一段“开场白”的录像。其后,远在四川拍片子的胡杰,在暴风雪中紧急赶回。

  与胡杰一同在出租屋见到高华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生常成。当时,居民楼正在装修,电锤声不断,高华平静安然,对胡杰说:“这没什么,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中慢慢在康复,也在看书,我觉得也可以了”(据胡杰《愿时光倒流》)。

  就是在此陋室,高华面对摄像机,回答了写作《红太阳》的初衷。在熊景明看来,那是有如壮士从容就义前的临别赠言:“我记得我真正动笔的那天,是俄国1991年的'8·19'事变……”

  那天他们的交谈,是从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开始的。这本一问世即在华人世界引发震荡的著作,以多个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变迁,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还原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并在被意识形态话语长期遮蔽的历史场景之下,反思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并“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高华对该书的兴趣,源于他对台湾问题的关注。还在1980年代读研期间,他已参与南京大学最早的台湾研究,参编《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等。

  在他看来,20世纪前半叶,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其理念、方式和道路,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起到支配性的影响。而观察两岸制度与价值的变迁,为培育健康正常的社会提供借鉴,是他兴趣所在。

  之前的2004年2月至7月,高华曾赴台湾政治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其间适逢台湾大选,他得以进一步比较两岸体制运作上的异同,并以笔名在《凤凰周刊》发表《大陆应知晓的台湾竞选生态》《近距离感受台湾的"岛国心态"》,剖析政情演变。

  五年之后,高华在病床上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

  龙应台写道:“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60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当高华在上海的病床上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落泪时,他年迈的父亲,还在南京的脑科医院里治疗。手术后,老人因器质性精神障碍,时常出现幻觉:“不好了,要开批斗大会了,要把我拖下去批斗,要枪毙我……”

  高华的弟弟高小宁是脑科医生,他说:“从临床来看,父亲的这种症状可能和大脑供血不足有关,和帕金森症有关,也和过去大大小小的精神刺激有关。解放后,父亲受到那么多的政治冲击,但对于那些精神刺激,他从来没有讲过。”

  几个月后的2010年春节期间,在南京东大医院里,高华再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感时伤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10年6月,他在《领导者》刊登《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以下简称《札记》)。

  这篇1.7万字的长文,高度评价了龙应台的历史观。此前,他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说过:龙应台的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人民史观,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回望历史。她不管什么正义非正义,她是看这次战争带来的破坏离乱,对普通百姓生命的摧残。她表达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是质疑胜利或失败。这个质疑价值很大。

  《札记》更以宽广的视野,梳理1949年之后两岸换代中的天翻地覆之变,并就《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没有展开的隐匿命题,即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结合两岸背景,进行了比较性论述。

  高华归纳台湾走过的道路: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战后西方思想文化成了新价值的搬运者。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札记》的最后,高华把视角收回到当下的中国:“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札记》同步刊登于台湾《思想》杂志。《思想》主编钱永祥在回忆文章中称:“身罹重病的高华,挑选龙应台的书撰写读后感,并且让我们在台湾发表,并不是偶然。主要是他想要重现1949年这个历史年份,想捕捉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历史转折的‘意义’……从那一段历史出发,展望出路。‘新价值’──这是高华摆脱1949困局的出路所在。”

  2010年:“通”的境界

  2010年,对高华来说,是苦撑病体,不辍学术的一年。

  这一年,高华病情极不稳定,有不适就住几天医院,一旦病情控制,就回家休养。他对朋友们说,如堵河堤,哪里漫水,就赶紧堵哪里。

  学生小赵去看他,看到他还是每天看书,写东西,就劝他静养,不要那么操劳。高华说,脑子里会想。小赵说,脑子里也不要想。他又说,千古兴亡,多少历史人物,全部在脑子里转啊,停不下来。

  亲戚小孙有时看见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发呆。“其实他可能想的很多,把很多问题都想透了,生死也看透了,但肯定有很多东西,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同事申晓云分析。

  在刘握宇的印象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高华和以前不一样,写了不少很长的文章。出版人严搏非注意到,高华的这些文章,尽管还是在谈历史,但是整个关怀都在当下,立场和思想非常清楚。

  2010年1月,《革命年代》出版。这是高华第一部在大陆出版的著作。所收文章,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到1930年代左翼文化,到延安革命,再到建国初的社会变迁,皆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等,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该书考察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叙事的源流及分支: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一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以及在革命的名义下,两条路径的差异、流变与结局,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高华在该书《后记》中说,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对生活其中的那个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纪念。

  在该书的代自序中,他回顾一生的志业:“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2010年6月,高华发表评龙应台著作的《札记》。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文章。许纪霖认为,该文有一种大气象出来。一个学者做学问做到一定程度,能达到一种“通”的境界,但一般要到50岁左右。从其谈吐,对自身生命的体悟,对整个社会的感觉来看,高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通”了,各种东西都能打通来谈。

  许纪霖说,生病前几年,不是高华最好的状态,他太忙了,整天疲于奔命,这种状态对于学者来说是一种伤害;反而是生病之后,身体也不允许他拼命了,他可以静下心来想一些问题,心态洒脱了很多,整个人释放出来了,文字放开了,有一种潇洒自如的感觉,这是一个飞跃。“在这种情况下,他达到了通的境界。”

  这一年,高华在华东师大还带着博士。遇到问题,学生们发邮件或打电话请教。因为生病,他自觉对学生指导不够,时有抱歉之感。

  在南京大学,由于前述科研项目原因,2010年他未能招收新的博士生,但也带了硕士生。硕士生秋天入校时,他还可以一个人打车去学校,学生们陪他散步,在校史馆前的小花园里谈话。他给学生列书单,满满写完一页稿纸,教导学生“多看书,写书评”。

  那时,硕士生杨纯刚感觉他身体还算可以。后来,他时不时就去医院挂水,再也没来过学校。不过即使在病床上,他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11月份,学生丁以德把博士论文拿给他指导。丁的论文39万字,单面打印,厚如砖头。刚动了手术的高华已有些拿不动,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论文打成双面的?

  这一年,高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3月27日,他还能赴广州参加艺术家张大力《第二历史》的研讨会。在朋友杨小彦的印象中,高华脸色不好,但精神尚可,言谈中依然保持了历史学家的敏锐。

  到8月21日,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他本来要参加,却在开幕前住进了医院。

  12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先生八十大寿。知识界人士齐聚羊城。高华在受邀之列,但已无法成行。12月15日,《看历史》杂志在四川举行活动,他为评委,也未能出席。

  2011年的思想倾吐

  2011年1月,高华在南京八一医院连做了11次伽马刀手术,元气大伤。胡杰夫妇去看望时,发现他脸色发黑,瘦得厉害。

  与此同时,高华父亲也在病重中,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父子连心,2011年春天,高小宁开着车,与哥哥一起把病重的父亲接到车上,开到南京城外去散心。车子到了八卦洲,父子三人下了车,看看风景,聊聊家常。高华很是高兴,说八卦洲蛮好的。高小宁说: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来,去吃农家饭。

  家国之忧,肝胆之裂,仍未使高华停止工作。2011年3月,周孜正的父亲以病友和学生家长的双重身份去看望他,看到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写作。周老先生劝他多休息。高华说这是他的工作,离开这个,反而不快乐。夫人刘韶洪说,高华还去帮人家讲课,“不去讲课也是这么回事,去讲课了,心情开朗,反而会好一些”。

  2011年四五月,同事申晓云去看他,告诉他系里现在有钱了,有个人文基金,“你去申请,没准能有”。高华很高兴,真去申请到了一个项目,“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研究”。这是南大校级的人文社科基金,经费6万元。高华很开心:这是一个好题目,做好了,可以是1949年以后洗脑和思想改造的探源性研究。

  2011年6月,高华在台湾《思想》杂志18期发表《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7月1日,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南京的大街小巷红歌飘扬。高华在家中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刘芳访谈,畅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访问。

  在刘芳的印象中,7月酷暑,高华手捂左腹,仍身穿长衣长裤。“1月做的伽马刀手术副作用极大,加之因怕影响大脑而拒服止痛药,他每日疼痛。”两天的访谈中,高华每次谈两个小时,每天都有一次,他突然会说,“我要去里面躺一下”。躺十几分钟出来,继续谈。

  2011年10月、11月,长达1.5万字的相关访谈以《“革命叙述”的兴起:高华访谈录》《“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分两期载于《中国改革》。

  在这组高华晚年最为重要的访谈文字中,高华陈述了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述”的关注由来,勾勒了20世纪中国历史里国共两党早期共享的“革命叙述”的源流,及其各自的流变轨迹;重点梳理了1927年之后中共“革命叙述”阶级性的建立及其特点,1949年以后如何一步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革命叙述”的转换。

  访谈内容非常丰富,涵盖延安整风研究之后,高华的革命叙事研究尚未来得及展开的部分,涉及知识分子改造等,他辨析了近代人类革命史上“有限革命”和“无限革命”的源流,揭示了文革中思想改造运动锻造“新人”的根源,以及“继续革命”理论的荒诞与困境。

  在无力著述的情况下,高华只能以访谈的方式倾吐思想。在他的晚年,文革研究是壮志未酬的领域。2006年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所做的演讲《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再探林彪事件》,即显露出他关于文革研究的冰山一角。

  在他患病期间,胡杰夫妇时常去看望,架起摄像机,记录下他和朋友们的行谊,也得以留下他关于文革研究的只鳞片爪。

  2010年,胡杰拍摄了文革殉难者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片中高华两次出镜讲述历史,一是讲述王佩英遭整肃的历史背景,1962年七千人大会到文革之前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是讲述王佩英牺牲的1970年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的背景。

  在胡杰、江芬芬夫妇印象中,高华对文革太熟悉了,“你提到文革的一个人,他会给你讲一串前因后果,分析悲剧背后的原因。他把事件的背后,甚至中央的陴事,都讲给我们听”。

  2011年9月3日,高华在《新京报》发表《阅读李劼人的历程——由<李劼人全集>出版想到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发表文章。

  2011年9月5日,高华的父亲高启发去世,这位老地下党员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享年87岁。数日后,病中的高华,不顾弟弟和妹妹的劝说,在家人的扶持下坚持出席了追悼会,并亲自为父亲写了悼词。

  2011年10月3日,南京大学历史系1987级同学举行毕业二十周年聚会。这是高华毕业留校后教的第一个班,当年的同学特地接来了高华。

  那一天,高华非常消瘦,和同学们坐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也还讲了话。他讲到中国社会要改革,一定要迈小步,不能停步;中国社会忍受不了太大的动作,希望能一点一点地改,把很多问题解决。

  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世界无穷愿无尽”

  2011年9月28日,高华再次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

  初时仍是白天治疗,晚上回家休息。后来医生不让他回家了。至10月底,他的胆黄素居高不下,11月一度病危,急需血浆置换,进行人工肝治疗。而血浆置换每次需要补充血液2000毫升,白蛋白500毫升,一周要换几次血。在“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危机之后,各地的血源紧张异常。高华病情告急。

  南京大学出面协调,高华的朋友江荣生等闻讯后也多方奔走,终于确保了血量供应。从11月底到12月初,高华先后做了五次血浆置换。

  12月10日,江荣生去南京看他,觉得高华精神状态又是很好,握手很有劲,说话笑嘻嘻的,说还有很多事要做。

  治疗间隙,高华上网、看电视、浏览新闻。病房的小白柜子上堆满了书:《莫斯科真相》《民主的细节》《大饥荒》《吴宓与他生活的民国年代》等。最后五年,他进出医院不计其数,朋友们每次去看他,都会看到许多新书堆在病房。直到最后他两只手都挂针,才不方便看书了。

  12月初,《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中国魅力50人,高华被列入候选人名单。《看历史》编辑杜兴回忆称,有天晚上十点多,高华很着急地打来电话,说看到中国魅力50人评选,他非常不安,不希望让人觉得高华是一个英雄。直到杜兴联系上南方人物周刊,主编承诺把高华名字去掉,他才安心。

  12月中旬,挚友颜世安、朱剑、陈红民、余斌去看高华。高华已十分消瘦,连翻身都困难,但谈话跟平时一样,平静、幽默。他有些调侃地抱怨:“前两天医生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医生就站在病床前直接跟我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的金刚了。”

  高华病危的消息在内地学界引起波动。“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杨奎松在回忆文章中称。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杨奎松成为被选中的两位。惜乎此时秦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未能立即成行;考虑到高华的身体状况,杨奎松也未马上前往。从内心里,他不愿接受高华病危的现实。

  12月16日,杨奎松和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去南京看望高华,看到他“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

  在张济顺印象中,高华对自己信心很足,他说已经几次报了病危,每一次都过来了,他觉得自己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好了。高华还谈到,华东师大这几年在当代史研究方面非常有起色,他也想身体好了以后再做研究。

  那天,高华还提到招博士生的问题,提到杨奎松此前批驳金一南《苦难辉煌》的文章,他说批得好。临走时,杨奎松最后一个和他握手道别:“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12月20日左右,高华开始便血。

  12月20日,博士生刘彦文发来短信,说自己获得了华师大研究生最高奖学金,几日后有个颁奖仪式,届时学生将为导师献花,她说过几天来南京献花。高华回短信说好的。

  12月23日,高华发高烧,全身疼痛,说话吃力。爱人建议他打止痛针。他说:“打了止痛针,性质就变了。”下午,弟弟高小宁去看他。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高小宁心情沉痛,问高华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事情要交代?高小宁回忆称,高华觉得他这一道关还能过去,他还不想放弃。

  12月24日,朋友张鸣来看他。做过兽医的张鸣,对生命非常敏感,感觉高华快不行了,不禁悲从中来,几近失控。但高华非常坦然,两人从9时半聊至11时半,聊国事、家事,聊当下的压抑、控制,聊中国知识分子堕落的起源。聊天中,他以听为主,曾剧痛几次,但仅是皱眉,未结束谈话。

  这一天,高华便血九次。周孜正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最后的时光:

  一个下午几乎都在便血中,周孜正诵《金刚经》《心经》各一遍。高华读了《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如不动”两段文字,师生聊及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者的取向可用“如如不动”的态度去实现,佛学和历史学两种学问自有相通之处。

  晚上,高华知道便血是柏油状时,聊起孙中山患癌症去世之前的状况,孙抵北京后,在医院也是连续出血好几天,然后突然不出血了,六天之后,又大出血,然后逝世。爱人刘韶洪问:“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看,就看这一段呢?”他说:“我也不是特意看的,就是顺便眼睛扫到了。”

  12月25日,圣诞节,高华两次便血,但高烧已退,腹痛稍减,精神很好。

  这一天,多位亲戚来探望,其乐融融,如在家居时;香港熊景明来电话,他转而问候:“圣诞去哪里玩了?”如在平日闲聊时;弟子刘握宇从美国回来,师徒见面,如每年回国时一样;范骏等学生来探望,天南海北,聊军史,聊金一南现象,聊高欣出生那年的大雪,如在往昔;范骏临走时,高华说:“小范,祝你圣诞快乐。”——其讲究礼仪,一如平日。

  这天上午,秦晖打来电话,称想找个机会来南京,住上几天,每天来聊半小时。秦晖后来回忆:电话里,高华的声音洪亮,底气很足,一点征兆都没有。高华说最近有一点新情况,过一段再说。

  12月26日,早晨,妹妹高慧来探视,带来高华想吃的桂圆汤。高华说,头天晚上挂脂肪乳营养液,没睡好。上午,弟子黄骏陪他看电视剧,“他当时神情虽显疲倦,可思路依旧清晰,仍像往常一样点评剧情与人物”。

  下午17时许,在南京档案馆查资料的硕士生杨纯刚打来电话汇报情况。电话是师母刘韶洪接的,电话那头听见高华在说话,说让小杨明天下午三点来吧,谈话时间不要太长。

  一小时后,高华开始吐血,对家人说“觉得难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妹妹高慧赶到时,看到他很不舒服,说有点热。18时许,弟弟高小宁赶到医院,高华已是喘息性呼吸,进入昏迷状态。22时15分,高小宁为他做完最后的心脏挤压,握着他的手,大哭。

  高华生于1954年5月12日,逝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享年57岁。身后挽联如雪,哀思如雨,海内外知识界追思之隆,近年罕见。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高华走时没有书面遗嘱,也未留下一句话。只有他的书,他的文章,他在南大课堂上的“语录”,在世间流传:

  “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财新实习记者崔婧哲、栾文钰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为《高华的后二十年》的下篇,作者为财新记者。《高华的后二十年》上篇、中篇分别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在体制之内》。

[责任编辑:徐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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