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基于钱穆在新亚书院所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整理而来。
《中国经济史》
钱穆 讲授 叶龙 记录整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经济史亦是如此。
经济史如此重要，可惜一直重视不够，尤其中国经济史更是有待挖掘，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言，“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200年而已。”同样，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人而言，经济史近些年步入低潮，状况可谓边缘，这导致经济史多少有点两边不靠的境地，在经济学界以及历史学界都难以得到主流的充分认可。
如此情况之下，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在国内出版可谓珍贵，值得推荐。这本书的诞生，也是偶然。钱穆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众所周知，新亚书院由钱穆、唐君毅等人创立，宗旨在于“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后来并入香港中文大学，走出了余英时等大家，而钱穆也在上世纪60年代离开新亚书院前往台湾。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新亚书院校友往往用“偶然的无中生有”来形容其历史。也就是钱穆在新亚书院这十来年，政治风雨飘零之际，在香港这块“借来的城市借来的时间”甚至是借来的教室里，一位国学大师讲述本国历史，这本来就是偶然。而叶龙先生刚好此时就读新亚书院，他不仅非常用心地做了笔记，而且刚好是浙江人，自称能完全听懂钱穆无锡国语，于是钱穆当年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中国通史”等课程，也就有了宝贵的笔记。
最早基于钱穆所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整理，在《信报》社长林行止慧眼赏识之下，叶龙在信报开设专栏，刊出之后颇受读者欢迎，偶有断档就有读者询问，最终也促成了这本《中国经济史》。
正是一句老话，无巧不成书，这本书来得巧，如果中间一个环节缺失，也总有遗憾，但冥冥之中，使人觉得总有隐形的逻辑之线在促成这本书，再到内地出版，多少暗合钱穆所言“温情与敬意”的旨趣。根据叶龙先生所言，钱穆对课程是有备而来，“宾四师开这门课，上讲堂时携带了笔记卡片，是作了有系统的备课的，有他不少新意在其中”，而钱穆生前，叶龙也曾经将部分摘录的笔记用航空信寄给钱穆修改，钱穆也总是热心地改正后寄还。
因此而言，这本书并不是钱穆所写，但是熟悉钱穆作品的人也可看出，叶龙先生的整理可谓得力。全书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开讲，涉及各代经济，并且专辟章节谈论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
从某种意义而言，本书不是专著，是基于讲座而成，但是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看了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说中国文化，从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谈起，论及古人重黍稷轻稻粱，而黍稷均为高地农作物，总结而言，“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化，亦非河流文化。”
例如谈土地政策， 钱穆从以田产征税的“两税法”取代以人丁为主的 “租庸调制”，认为唐代“两税法”制度之前是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的问题，唐代之后则不再讨论土地而是只谈赋税，“只是事情而非政制，成为一技术性的问题”。从历史关照现实，钱穆也关注当前土地变化，“今日台湾的平均地权政策或大陆的共产主义土地制度，可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已回复到两税制度以前所看重的土地问题上来了。” 问题在于，今天来看，最终内地土地改革到底在“政制”与“事情”之间打转，未必走出钱穆所谓的“技术性”层次。
钱穆对历史得失的评价，也大多平和，和很多我们惯常教育中非黑即白好评价不同，而对于一些争议很大的改变也从结果来平衡解读。例如水利，欧洲人说黄河是中国之害，钱穆认为黄河最早有利，后期才对中国有害，而原因也在于割据分裂等因素导致黄河水道六次变迁，宋代之后黄河水患的第一原因就是黄河正道被各种原因废弃，人力控制黄河流向往往导致水患。南北意识在钱穆的论述中也多次出现，他认为宋以前中国经济文化营养线是北方，宋之后则是三吴水利，而宋代变法背后也有南北之争的暗涌，王安石代表了南人革新力量，而司马光代表北人传统保守，但钱穆主张对两人都应报以同样尊敬。
如此案例，比比皆是，令人获益不少，不过也有遗憾之处。就章节比例而言，开篇宏达，谈秦汉魏晋经济可谓详略得当，而宋元尤其是明清经济则篇幅不足，略有头轻脚重之感，而明清恰恰是东西大分流的关键时刻，未能看到更多钱穆先生分析，颇为遗憾。但这种精简也只能视为一种残缺的美而被接纳，正如叶龙先生引用师母胡美琦文中引述钱穆所言：“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能所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