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
5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
马浩亮专栏
5月27日上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会见了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见到大家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他的这番话引发了外界对"军转干部"群体的关注。
按照社会通常的理解，但凡从军营里转到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的，都算是军转干部。但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法规来界定，军转干部是有明确范围的，军人要达到一定条件才能选择转业。其上限是师级军官，下限是中级以上士官。至于普通义务兵和低级别士官属于退伍复员。而更高级的军级以上军官，也不列入军转范畴。
按此划分，习近平就是标准的军转干部。1979年至2012年，习近平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国防部长、军委秘书长耿飙秘书，是现役军官。他后来曾回忆道"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
从管理机构上来说，这三类群体也各有对口部门。最低的普通士兵和低级别士官，由民政部安抚安置局负责;师级以下军官及中级以上士官，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转业军官安置司负责;至于军级以上军官转到地方任职，则直接由中央组织部管理安排。
就范围和数量而言，退役士兵显然要远远多于转业干部。为了加强军、地双方协调衔接，在国家层面分别建立有两个高层次的领导小组。一是全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国务委员王勇担任组长，两位副组长是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和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二是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组长由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担任，人社部副部长何宪、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崔昌军两人担任副组长。从组织架构也可看出，两项工作的分量大小区别。
不过，基于认知习惯，本文仍然将所有脱下戎装踏足政坛的这批官员均归入军转干部行列，因为虽然性质稍有差异，但其轨迹则是出自一理。
第一种情况，先说标准的军转干部。在中国政坛，这个群体相当庞大，现任的省部级官员就有不少出身军官。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1976年至1982年，在陆军第38集团军、铁道兵第13师服役，后转业到中国环境报社，军龄6年。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鸣，1978年至1984年任解放军59322部队战士、参谋、副指导员，1984至1986年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总后勤部工程建筑一总队劳资处任参谋，1987年转业到国家计委，军龄9年。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孟祥岳，曾任中央警卫团战士、分队长、副区队长、司令部管理员、参谋、副科长、科长、后勤部部长、副团长，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正师职警卫秘书，1999年12月转业后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中央第十三巡视组组长、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组长朱保成，1968年至1989年服役长达21年，曾任解放军坦克1师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师司令部作训科长、团长等职，期间还曾一度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训练处副营职参谋、正营职参谋，曾参加过华北军事演习和建国35周年大阅兵等重大军事行动，立过4次三等功。1989年转业到全国台联，不久就调到中纪委机关，后长期从事纪检工作。他参与查处了原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陕西省计委副主任杨枫等腐败大案要案。1996年曾被授予"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荣誉称号。
港人所熟知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1965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空军高射炮兵独立4师3营1连引导技师、空军驻国营七六一厂军事代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高射炮兵处参谋。到1983年时，廖晖已经41岁，按照规定加上在军校学习的5年，其军龄已经长达23年，其职务还只是总参谋部装备部科技处副团职参谋，这对于一个普通军官，都不算高，何况是出自世家名门的廖晖。但就在同一年，廖晖突调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3个月后即升为主任，一跃而成正部级高官。即使在那个突击提拔年轻干部的年代，这一速度都是罕见的。据悉，这一调令，系中央高层亲自过问，其考虑是利用廖家在海外特别是台湾、香港、日本的人脉渊源，开展侨务工作。这可算是一条"非典型"军转道路。
另一位有名的军转干部，也曾创造官场奇迹，但结局却不光彩。他就是与陈绍基一起卷入广东腐败窝案而被判死缓的王华元。王华元也出身空军，1968年，他参军而成为驻广东佛山的空军沙堤场站通信营战士，后历任沙堤场站导航台台长、政治处保卫干事、警卫连指导员、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83年调任空军航空兵9师26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1993年调任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训练基地政委。1995年，从军27年、身为正师级军官的王华元转业，被分配担任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纪检组组长。次年调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1998年，王华元又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转业3年之内，从副厅级蹿升到副部级要职，令许多在政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干部傻眼。据了解，当年王华元做事颇有闯劲、有魄力，有军人作风，因而获得上级赏识。
第二种情况，由普通士兵退伍复员后，先从事别的工作，后进入政界，为数也不少。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张勇简历中写道："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部队、北京真空仪表厂、北京微波通讯设备厂工作"，而后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毕业后在国家计委、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多年，终跻身正部级高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郭启俊与张勇经历极为相似。他1972年至1977年在解放军51139部队服役，退伍后回乡成为生产队干部，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坛，由市委办公室秘书，打拼至副部级。现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杨元元，1966年短期在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学习，后成为广州军区陆军124师机枪连战士，1968年进入中国民航高级航空学校，从而开始了民航生涯，并官至民航总局局长。
第三种情况就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转战政坛，都拥有少将以上军衔，属于将军从政。这部分军官由中央直接调配。其级别跨度从副军级、正军级、副大军区级、正大军区级都有，而以军级占多数，大军区级凤毛麟角。
1988年，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委伍绍祖少将，调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革期间大批军队干部接管党政机关局面结束、中国政治逐步正常化之后，伍绍祖成为由军界转入政界的唯一正大军区级干部。副大军区的例子则有：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刘伦贤中将2000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在将军从政的案例中，现职的最着名的当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兼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2000年11月，沈阳军区空军副政委(正军级)李家祥少将，调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党委书记。当时国航已连续3年巨损，而且接连出现重大违法违纪案件。李家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得到中央领导肯定。2002年，民航体制改革，李家祥出任新组建的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兼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2007年12月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党委书记、代局长，官拜正部。
大多数军转干部都以副部级职务退休，甚至像刘伦贤这样的副大军区级将领，也是安排为市人大副主任。像李家祥这种军级干部，转入政界后能担任正部级实职的，并不多见。在他之前，198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邵华泽少将调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后任社长，这与其曾担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的新闻从业经验有关;1993年，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张文康少将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1998年升任部长，2003年防控非典疫情不力被免职。
不久前退休的中纪委驻工信部纪检组组长郭炎炎，曾任到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海军航空兵部参谋长(正军级)，2005年7月历任中纪委驻国防科工委纪检组长、驻工信部纪检组长。这一年也是将军从政的高峰年，其历史背景是2005年中国完成了裁军20万任务，大批军官需要转业安置。在这一年，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江帆少将，调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军需大学政委王志发，调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第三军医大学政委罗振江少将，调任陕西省副省长;东海舰队副政委徐宏俊少将，调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其它的例子还有，云南省军区政委陈培忠少将，1997年任云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少将;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岳宣义少将，1999年任中纪委驻司法部纪检组组长;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王在希少将，2000年调任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陆军第39集团军军长阎丰少将，2002年任辽宁省副省长;东海舰队航空兵政委张昭福少将，2002年调任山东省副省长。武警工程学院政委王培生少将，2004年调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徐天亮，2008年任中纪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组长;上海警备区政委吴齐少将，2009年调任中纪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长等等。总体来看，几乎每年中央都会安排将军从政的名额。
汇总上面三种情况，许多军队干部在转业之初，大多被安排到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政工岗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来，军转干部政治可靠、作风严谨，且与地方干部没有利益瓜葛，这正是从事纪检人事工作所需要的;二来，军转干部刚刚走出部队，对专业性较强的其它业务工作相对不熟悉，政工工作也相对容易上手。当然，也有一些干部过安排属于专业对口，邵华泽、李家祥、张文康三人之所以得到提拔，就是因为专业过硬;王在希亦属于此种情况。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邵华泽、李家祥在离开部队数年后，竟又晋升军衔。邵华泽1988年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离开部队，1994年在人民日报社长任上晋升中将。李家祥1998年晋升少将，2000年离开部队，2012年晋升中将。离开军队却还能晋升军衔，迄今也只有此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