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教父阮義忠  溫情主義的影像記錄者

　　提起中國當代攝影，沒有辦法回避「阮義忠」這個名字。他出生在台灣宜蘭小鎮，童年常常游走在鄉間田野。三十年來，他跋山涉水，拍攝的作品成了台灣獨一無二的民間史冊。在資訊匱乏的年代，他譯介《當代攝影大師》和《當代攝影新銳》帶給迷惘的攝影愛好者一扇國際視野的窗戶。而在資訊早已極其發達的今天，他卻又固執地堅守傳統：暗房、膠片、黑白、土地、溫情、人性。阮義忠曾說「我拍的都是人性的善面」。然而，作為紀實攝影家，阮義忠一貫溫情的視角曾受到尖銳質疑，甚至有人批評他的作品充斥著濫情主義，缺乏批判和思考。整理：香港商報記者 朱求真 來源：南方衛視《佳訪》

　　從精神世界的逃離開始

　　阮義忠於1950年出生在台灣宜蘭縣頭城鎮的木匠人家。他只是這個普通的勞工家庭的十個孩子之一。孩童時期，農活是他最不願意去做的事，當小夥伴們去玩耍的時候他要在地里做簡單枯燥的農活，沒有什麼比留在農村讓他更恐懼。這段經歷曾被他認為是一種「恥辱的生活」。因此，他在高中時勤奮學習，閱讀大量文史書籍，想成為知識分子，擺脫鄉土，遠走高飛，而台北是他「幼小心靈里的憧憬」。

　　在《人與土地》一書中，阮義忠多次回憶兒時的生活和當時的想法，做出了浪子回頭般的表白：童年時的我最痛恨農事，一心想逃離土地的束縛，拼命讀書、畫畫，希望成為文人或畫家。幸好，攝影將我從想象世界拉回現實人間，令我有反省的機會。

　　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台灣鄉下，照相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一年也難得遇上一次。對於鄉下孩子阮義忠來說，不敢想以后要做攝影師，因為攝影器材太貴了。一心想成為知識分子的他，將希望寄託在繪畫和文學上，因為這兩樣只需要紙和筆。

　　19歲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阮義忠帶著練習作品到當時台灣一個重要的半官方文化刊物《幼獅文藝》應徵，成為一名插畫師。他那種風格特殊的插畫，幾近霸道地占了《幼獅文藝》的全部篇幅。阮義忠的插畫本身相當獨立，并不常與文章相關，常常是插畫自顧插畫，文章自顧文章。那幾年的插畫事業，他用「一夜成名」來回顧當時受到的肯定。

　　新銳的風格讓他脫穎而出，但3年后因為「想換個跑道」，他到了改變一生命運的《ECHO》雜誌，也就是后來的中文《漢聲》。這是台灣第一本以照片為插圖的雜誌，當時的主編黃永松在決定讓阮義忠出任藝術編輯后，才獲知他根本就不懂得攝影，但還是用「多走多看多拍」勉勵他留下來。這句話也成了阮義忠后來的座右銘。

　　通過鏡頭重回親密

　　1972年阮義忠從繪畫、文學轉到攝影。當時台灣的攝影環境還比較低迷，紀實攝影更是處於沉睡狀態，不是攝影師不感興趣，而是因為能刊登這種紀念性主題攝影的園地很少。

　　三十多年前，「紀實攝影」的概念尚未出現，連相機也是奢侈品。年少的阮義忠由於工作剛剛開始接觸攝影，興奮地在新竹的北埔村鄉間東拍西拍。

　　一開始，村民并不待見他，有次當地警員甚至把他抓去盤問。但阮義忠執著耐心，五年間造訪當地十三次，村民不再如當初那樣警覺和防範，見到他都自然地問候起來。在他所到達的每一個鄉村，阮義忠都將鏡頭對準那些最普通的勞動者，他看到的是人性中最真誠、最善良的一面，他發現，擁有這種可貴氣質的人們，都是那麼認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生活著。他們大多是沒念過什麼書的鄉下人，一切教育來自勞動，來自土地。

　　「我就是這麼一天天地拍下來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過我的相機，帶給我溫暖與感動，使我一天天從幼時的噩夢醒過來。我已不再覺得自己的成長經驗是可恥的包袱……我的相機還沒有拍出這些可敬的人們面臨的一些困境;我只表達出令我重生的勞動者的高貴情操，令我重新敬畏、感激的沉默與寬容的土地。」阮義忠說。拍照讓他重新體會到自己與別人的關系，平凡樸實的鄉村百姓，讓他意識到原來自己舍弃的竟然是如此美好的東西，原來自己的成長過程中有如此嚴重的誤區。

　　上世紀70年代，因為機緣巧合，阮義忠開始在台灣的《漢聲》雜誌發表大量紀實攝影作品，由此被推上紀實攝影開荒者的歷史角色。阮義忠形容自己選擇攝影對象的原則是那些「被忽略的、被低估的、被遺忘的事情」，從不隨波逐流、追逐熱點。

　　1974年之后的12年是阮義忠創作《人與土地》系列的時期，也正值工業化帶來的經濟快速發展促使台灣農村急速變遷的階段。工業的突飛猛進，卻在農村留下了一大堆問題：農產品滯銷、人口外流、土地污染……這一切都使人和土地之間的關系急切地疏離。阮義忠深諳和惋惜之餘重返鄉間，希望通過鏡頭，使得人和土地能夠回到從前的親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