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寓意影响神诞择期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多神信仰的传统，不同宗教的神明各司其职、各有其能，由此形成的民俗节日也格外多，多到让人咋舌的程度－－在不久前蓬瀛仙馆举办的一场道家文化讲堂上，主讲者杨春棠就援引了台湾一地的粗略统计称：「从农历正月到九月，每个月平均有30到35个神诞；九月至十二月的冬季，神诞的数量才降为每个月10个左右，但一年下来，节日的总数仍然十分可观，简直是天天都在过节。」

 

　　「大体上看，神诞数目最多的时间是春天至夏天，冬天比较少，这完全契合农耕社会的生活环境。从细微处观察，也会发现很多节日的『安排』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二月初二是白龙王诞，为什麽定在这一天呢？因为，每年二月初一是惊蛰，原本潜入地下冬眠的蛇、虫会在这一日苏醒，人们也期待着一场春雨滋润大地以开始春耕，於是掌管雨水的白龙王的神诞就被安排在了二月初二，人们通过祭拜龙王祈求降雨和来年丰收。中国北方广泛流传的『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便是反映了这个心愿。」杨春棠说。

 

　　他还指出，传统节日的选取和古人对数字寓意的理解有着很大关系。数字一到十之中，古人以奇数为阳数，以偶数为阴数，所有阳数与阴数相加为55，对应的日子便是五月初五，被认为是一年之中变化最大的日子，民间因而有挂艾叶、点雄黄等辟邪习俗；又如，九是阳数中最大的数，九月初九就成了重阳节，自古就有在这一天佩茱萸、食篷饵、饮菊花酒，以求长寿的风俗。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月份的十五都是重要的神诞，如道教中极为重要的三元节就都定在这一天，正月十五是天官神诞，七月十五是地官神诞，十月十五是水官神诞，如此安排的主要原因是「好记」。杨春棠说：「古人主要依靠月亮的圆缺来达成对时间概念的认知。每个月初一、十五是月亮圆缺变化最为明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神诞也就被『安排』在这些好记的日子。」

 

　　「造神」运动承载社会需求

 

　　繁杂、庞大的多神信仰体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世俗性极强。

 

　　杨春棠援引农历三月十五的武财神赵元帅圣诞为例指出，中国的财神信仰是随着税赋制度在明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才逐渐形成的。明朝以前，老百姓纳税的主要形式就是交皇粮、出劳役，明朝开始推行赋役合并、摊丁入亩、折银缴纳的「一条鞭法」，这意味着老百姓首先得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拿到集市上去卖，再将所得的银子拿去交税，商业活动盛行催生了民间财神信仰的兴起。类似的「造神」例子，还有六月初六的包公诞，历史上真实的包公诞辰无从可考，但老百姓觉得「六月飞雪」的传说反映民间冤情很重，所以，选在六月初六这一天祭拜包公，也就能顺理成章地祈求他替天行道了。

 

　　「古代的老百姓为什麽这麽爱过节？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苦了，『造』出许许多多的神，都是为了祈求庇佑、脱离苦海。不论神迹是否真的发生，人们都可以把自己的委屈、愿望说给神明听。而且，过节的时候，再贫穷的家庭也会想办法凑足比往常丰盛的食物，祭拜完神明之后，也可让一家老小的口腹及精神获得一刹那的快乐。可以说，传统节日发挥了一种精神慰藉的作用，它们是人类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杨春棠说。

 

　　多神信仰彰显大智慧

 

　　不仅如此，民间的神诞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为，每逢神诞，十里八乡的信善都要赶去供奉的庙宇庆贺，这种定期举办的活动会逐渐把一个地方的人流、文化及商业活动都吸引过去，於是，神诞可以衍生出庙会，而庙会又能把一场宗教活动延伸为社会活动，由此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例如，北京地区的「燕九节」便是由全真教祖师丘处机的诞辰衍生而成，起初，北京当地的道教徒只在正月十九的长春真人诞赶往白云观内进行祭拜活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燕九节」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最后形成了延续多日的大型庙会。元代熊梦祥着《析津志》中就有记载称：「正月初一至十九日，都城人谓之『燕九节』，倾城士女曳竹枝，俱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扬法事烧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

 

　　值得一提的是，神诞的创造也在发挥着教化社会的功用。杨春棠指出，在中国民间的多神信仰中，很多神明都不是杜撰的偶像，而是被神圣化了的历史人物，像港人熟悉的车公和侯王，都是一路护卫宋帝昺逃到香港的忠臣，当地乡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忠贞英勇，便为他们立庙供奉。不同人群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一致认同，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及理想人格的向往和赞美。对他们的祭拜，也在客观上约束了人们的道德行为。

 

　　「传统节日有着异常丰富的内涵，远非吃吃喝喝、敲锣打鼓那麽简单，古人的多神信仰并不是愚蠢的表现，他们造神、安排神诞的过程中，处处有蠢的表现，他们造神、安排神诞的过程中，处处有大智慧。」杨春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