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法门寺舍利塔

   　日前在河南省新密市舉辦的「舍利文化與佛教中國化論壇」上，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研究員羅貞禮(右圖)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舍利崇拜是如何推動佛教中國化進程的。論壇間隙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他說，舍利崇拜在佛教中國化中的影響作用是非常深刻的，這可從舍利信仰群體、供養禮儀習俗、舍利容器藝術等方面得到佐證。香港商報記者王長久

　　為佛教進入打開大門

　　羅貞禮介紹說，中國的舍利信仰是隨著佛教的傳入而逐漸形成的，并在「佛教中國化」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據考證，到了孔雀王朝時期，由於阿育王的大力推行，舍利和舍利塔作為佛教信仰的象徵物，被帶到了古印度的周邊國家，其中也包括中國。也就是說，佛舍利傳入中國已經2200多年了。

　　外來佛教在中國發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始終是與中國固有的以儒、道為代表的傳統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和融合滲透的复雜關系中展開的，一開始也經歷了強大的中國本土及內在文化的排擠和擠壓。面對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的抗拒，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正是對舍利崇拜才在佛教傳播逆境中打開了一扇大門。

　　佛教早期的傳播主要是靠舍利的神异示現來先說服帝王，以至「上有所好，下必應之」，并形成了佛教中國化中龐大的信仰群體，從而使外來佛教文化能很快得到廣泛傳播。作為原初佛教的標誌物，印度舍利在中國的融合、轉化與最后完成中國化、本地化的過程，其實就是舍利本身蘊含了一種信仰追求，包含了無形的精神價值，并形成了一種特別的文化現象--舍利文化。

　　舍利崇拜擴大佛教影響力

　　羅貞禮研究證明，舍利崇拜在佛教中國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佛教傳入中國并中國化的重要媒介。

　　早期的信仰群體主要由三類人群構成。第一類是帝王及其皇室成員。初唐時期，隨著玄奘等求法者和王玄策等使者不斷去印度朝拜釋迦牟尼的聖跡，確認釋迦佛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并請回真經、「釋迦真容像」和舍利后，舍利佛骨直接成為崇拜信仰的對象，供奉舍利猶如祭祖一般，出現了「帝王佛陀」印象，即寓意在帝王與過去佛陀之間既是佛法的繼承，也是君主正統的繼承;同時涅槃信仰在初唐至武周廣為流傳。這種舍利崇拜與涅槃信仰的結合，對中國帝王佛陀思想的形成也帶來了特殊的影響。第二類是佛教僧侶和士大夫。他們是繼帝王后具有實力的信仰者，也是舍利最忠實的信仰者，其中僧人與舍利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僧傳和佛教書籍中就有大量關於僧人因虔誠修法而感得舍利的記載。第三類是庶民百姓。對於庶民百姓等一般信徒來說，佛舍利同其它佛陀象徵物，如佛像、菩提樹、佛陀生活用具、法器等相比，更具有稀有性和真切性的特點，而以真身為直接崇拜的對象，則更有震撼力、感召力，他們可說是舍利信仰最廣泛、基礎的信仰者，但他們的信仰受皇室、士大夫等上層社會的影響較大。

　　羅貞禮認為，佛教舍利信仰是人們表達崇佛意願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超越佛教不同宗派的共同信仰，在崇拜佛舍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系列供養、安奉的流程及規範：窖藏、迎送、供養，并使其禮儀習俗具有中國化的特點。迎舍利、安置舍利、供養舍利，在李唐一代不僅是佛教的頭等大事，也是唐廷的大事。這樣大規模、隆重的佛事活動，不可能隨意而行，都要遵守一定的禮儀、儀式。

　　隨著舍利信仰的傳播，受到中國傳統習俗的影響，對舍利的安奉逐漸開始中國化，完全改變了印度傳來的做法，大概從隋代時舍利石函周圍開始用磚石構築陋的墓室狀建築;到了唐代變化更為明顯，如法門寺「真身寶塔」塔基下的地宮與佛舍利法門寺套函等，已徹底改為模擬中國埋藏死者的制度。另外，地宮外圍的禮儀活動除了像法門寺舍利地宮瘞埋前的內道場行道和護送舍利回地宮等儀式外，還包括信眾虔繞等其它儀式。

　　珍惜舍利內在精神價值

　　羅貞禮認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復活舍利內在的精神價值，實現舍利文化自覺與文化擔當，就不存在什麼「文化冲突」，就可以實現和諧世界。

　　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一方面，佛教必須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以適應中國民族的思維方式、文化、風俗習慣;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儒道思想文化和潜在的民族心理意識，也蘊藏有使外來文化發生轉變的鮮活力量。其中，舍利文化以其資源的新穎獨特性、價值的聚合融合性、智慧的傳播高端性等特質，在推動外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促進作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舍利文化等中國佛教文化所蘊含的「舍弃自我、利益眾生」的和合理念，以及對人生永恆幸福的追求，必將在實現和諧世界當中進一步得到充分的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