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派」创始人石鲁是20世纪中国最独特的艺术家，有「中国凡高」之称。他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姿态在国画领域大胆探索、创造，卓然独立，作品有强烈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他一生中，曾两度精神分裂，被肝病摧残，文革中更遭受灭顶之灾被判死刑……理性与激情，天才与癫狂铸就了他的大家魂魄。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十讲请到石鲁的女儿石丹，讲述他不凡的艺术创作与坎坷跌宕的人生历程。香港商报记者 林涛
石鲁原名冯亚珩，字永康。1919年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一个大家族。清末时冯家高祖从江西景德镇到四川经商贩卖药材，发财后在仁寿定居。传到曾祖父，冯家建有土地千顷、户众多佃农的庞大庄园。6岁到15岁，石鲁在家族自建私塾中饱读诗书，家中的藏书楼珍藏的上万卷古籍善本及大量碑帖、拓本、字画、文物，给石鲁提供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15岁时，石鲁跟随二哥到成都的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成为国画系年龄最小的学生。在东方美专，石鲁接受到系统的专业绘画训练，他崇尚石涛、八大山人的艺术风格，临摹大量水墨画，也接触到新鲜的西洋绘画技巧和新思想、新思维。
抗战爆发后，20岁的他几经辗转达到延安，从崇拜的石涛、鲁迅两人名中各取一字给自己改名「石鲁」，从此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初入延安，石鲁曾写到「我以后的路子，就是要做一个革命的美术家」。石丹认为，这种坚定的信念，对父亲一生的创作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受客观条件限制，延安时期的创作以版画为主，仍显示出高超的构图能力与刀法，对黑白关系的把握令人赞叹。更重要的是，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的革命历史题材大多以此为发生背景，许多创作灵感来自这片荒凉贫瘠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十年延安的艰苦岁月，就没有石鲁真挚的信念和坚定的艺术观、没有他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1.以现实主义表现大时代
石鲁艺术风格多变，石丹概括父亲新中国成立后的艺术创作为三个阶段：50年代的现实主义叙事阶段；60年代诗情画意的长安画派阶段；70年代的大写意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定居西安，担任西北美协副主席，他重拾起年少时对国画的痴情，正式开始国画创作。从生活入手是石鲁创作的一贯宗旨，1950年－1954年，石鲁去青海、甘肃、陕西写生，西北广袤的戈壁滩，宝成铁路、兰新铁路轰轰烈烈的建设场面感染了石鲁，他创作出系列写实的、叙事性的、情节性的表现大时代作品，广受好评，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
1955年－1956年，石鲁先后访问印度、埃及，这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把「民族性」、「民族艺术」作为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向，绘画风格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他描绘《八月的尼罗河》、《母与子》、《守卫者》、《埃及人》、《椰林帆影》等异域风情，运用笔墨的能力和力度在加强，国画写生技巧愈加成熟，具备了相当的艺术表现力。为后期的艺术变革做好了思想理论和笔墨技法的准备。
创作《转战陕北》中国美术史经典巨作
从50年代末开始，随着石鲁对艺术理解的深化，他开始背离叙事的形态，作品从发觉生活直观之美转向了抒发情意之美。
经典之作《转战陕北》的创作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转捩点。1959年，为庆祝建国4周年，石鲁接受任务，为新建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一幅以毛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国画《转战陕北》（2米多畛3米，现存国家博物馆)。石鲁以宏大磅礡的气势表现了他记忆中的毛泽东从容转战黄土高原的情景，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人亦山水，山水即人」，画面色彩辉煌壮丽，刀劈斧砍一般的团块结构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石鲁在这幅画中，描绘的毛泽东侧背影，所展示的雄强与博大要远甚於同时期众多画家笔下的毛泽东正面形象，堪为神品。
同一时期，石鲁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了《延河饮马》，以没骨水墨表现的山水画，具有更为含蓄细腻的抒情性，在这一系列革命历史主题的巨作中，石鲁走向以豪华为基调，兼以抒情、婉约的浪漫主义美学境界。
陕北高原和延安对石鲁有着永远的吸引力，他陆续画了一系列山水画：《东方欲晓》、《延河饮马》、《南泥湾途中》、《秋收》、《延河之畔》等。表现的方法却没有固定的模式，依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意境、不同的感受、采用不同的用笔用色，灵活多边，让黄土高原的共性寓於个性之中。
这时的石鲁，进入创作的黄金期，大批风格成熟的佳作问世，作品题材广泛，有历史题材有大山小景，都新意迭出、韵味无穷，体现他以笔画言志抒情的志向。
2.长安画派崛起 「我为生活传精神」
1960年，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石鲁牵头，成员有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六人，此六人就是长安画派的主力。次年，六人的习作展在北京举办，后又相继在上海、杭州、南京巡展。他们把西北高原的壮美用新笔墨展现在人们面前，是一种雄壮、深沉、野逸的美，与京派、海派、金陵画派、岭南画派有显着的差异，给当时的中国画坛相当的震撼，「长安画派」崛起。参展的两百多件作品中，石鲁作品有50多件，他的锐气备受瞩目，引起争议最大。
随后，中国美术界以「石鲁现象」为焦点，展开一场长达两年、关於中国画笔墨继承与创新问题学术大讨论。有人批评李可染作品「江山如此多黑」，又对石鲁作品有「野怪乱黑」之感作评价：「野怪乱黑」虽然被少数人欣赏，但未必是优良的传统，也绝不是创新之正途。
长达两年的大辩论，石鲁从未作过公开辩解，但是他写了一首诗：「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满含倔强不屈之情。今天看来，「野、怪、乱、黑」表述了石鲁的水墨艺术倾向，反倒成为石鲁绘画标志性的特徵。
走投无路 精神崩溃
1964年，命运开始向石鲁露出冷峻的面目。《转战陕北》完成之初备受好评，不料风云突变，某位解放军将领「看出」认为有将伟大领袖置於「走投无路、悬崖勒马」之意，於是，画从革命历史博物馆墙上摘下，刚出版的《石鲁作品全集》首页就是《转战陕北》，随即被查封、禁止发行。
尽管厄运悄悄逼近，石鲁仍对自己的探索充满自信，日以继夜地练习技法，醉心於实践。为参加建国15周年全国美展，他画了一生中最大的一张人物画《东渡》，他用赭石、朱砂和矿物颜料混在一起皴擦，以金石味画山石法，把毛泽东、黄河船工、战士塑造得刀刻石雕般。尤其是船工赤裸的身躯，以朱砂色墨并用连皴带擦绘出，阳光下金刚般的躯体展现得得淋漓尽致，前所未见。
石丹说，这是父亲个性中「不屑为奴、偏要惊世骇俗」痛快淋漓的表达。但是，石鲁的这种艺术探索被视为不恭，是「丑化」领袖、「丑化人民」「把船夫画得血淋淋像剥了皮，船身像烧焦了」，不准送京参展。《东渡》亦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连续几年的政治压力与人身迫害，石鲁在政治信仰与艺术良知的激烈冲突中终於精神错乱，1965年上半年住进医院。1966年「文革」爆发，他被「文革小组」从精神病院揪出批斗，失去人身自由，成为一个被判死刑的「现行反革命」。1970年，他精神再度崩溃二次入院。
3.凤凰涅盘信笔而来新文人画
石鲁有「中国凡高」之誉，缘於他有一批奇特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离奇、荒诞，绘於1970年初至10月，石鲁精神病发作最严重的十个月里。
那个年代，一个国家疯狂了，一个疯子可能比正常人更清醒地面对一个发疯的社会。病中的石鲁思维急速跳跃，把不同时空、不同语言符号混合在一起，呈现在色彩、线条和怪异的文字里。石丹回忆：父亲精神高度亢奋，不吃不喝不睡，整天沉浸在超现实之中，燃烧得过分了，人很快憔悴、崩溃，10月份的时候不得不第二次进精神病院。大量的镇静剂和胰岛素，消除了他的幻想症，也终止了这段魔幻创作期。目前市面上流传不少这类「石鲁魔幻作品」，实际上石鲁只画过12张，旧画新改8张，新画4张，「所有的画都保存在家属手中，市场凡是这一类画都是不对的。」
1971年，他出院，医生判定他将丧失工作能力，但石鲁怎甘心做一个白痴？他说「我苦恼，不服，不信，回来把药都摔了，夜里也不睡觉，只想着试试笔，恢复一下手和脑」。他一边养病一边画些小画练手。大多是华山、黄河、动物、花卉，诗书画印结合，基本上属於传统文人画的形态，和他的60年代的作品有很大变化。他画得很自由，既不是别人指派，也不是为展览发表。他回忆说，当时画的时候也谈不上什麽构思，是画一种感慨和感触，信笔而来，放纵为之，「我要画自己的画，我想怎麽画就怎麽画，也不为别人而画，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他的笔墨看上去似乎比60年代备受指责的「野怪乱黑」更野、更狂放，积极浪漫的明朗转向孤愤苍劲的沉雄，现实的抒情性转向形而上的自然大道的唱诵，劲健、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般的笔法形成了特殊的「石鲁标志」。「文革」带给石鲁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几度濒临绝境的他却凤凰涅盘般迎来艺术创作的第三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