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有一副奇特的面貌。全书所占篇幅最巨的五卷《家庭日记》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乃奥威尔园艺生活记录。奥威尔最爱一丝不苟记下来的，是他养的母鸡这一天下了“几颗蛋”，有时候，连续好几天唯一的记录，就是“几颗蛋”——— 在这里，颇能见出奥威尔坚毅与固执。令人疑惑的是，对奥威尔而言，家庭生活，只是养鸡种花？《日记》这一部分内容，我是全然地隔膜，本文将不再涉及。
此外，厚达686页的《日记》，几乎完全看不到奥威尔谈文论艺，也不能不让人觉得奇怪。如果对奥威尔毫无所知的人，初读便是这部《日记》，恐怕很难想到他也写过小说。当然，奥威尔本身就少文艺腔。
剩下的《摘啤酒花日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日记》、《摩洛哥日记》、《战前事件日记》、《战时日记》，均独立成篇。奥威尔写日记，有一种洁癖，自定的主题之外的东西，一概不谈。除《摩洛哥日记》外，其他诸篇分别与奥威尔几部非虚构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精神》直接联系在一起。日记里很多内容，后来都搬到了相关著作中。可以说，很多时候，日记就是奥威尔用来作为写作蓝本的。不过，两相对照，能发现此中有断层。长久以来，奥威尔与许多高贵的品质紧紧地扭结在一起：真诚、冷峻、良心……且已入绝对之境，不容质疑。但我们读一读《日记》，就会发现，这些品质，也有不那么高贵、甚至变味的时候。当然，不必读《日记》，仅从奥威尔的正经著作来看，也能得出相同结论。
奥威尔身上的标签之一，即真诚。《在巨鲸肚子里》中，奥威尔说：“对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是否掌握了‘真理’，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还是情感的真诚。”(收录于《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134页)可见在奥威尔那里，“真诚”的位置很高。《对文学的阻碍》中，奥威尔又说：“(虚构作家)可以扭曲或者嘲讽现实，以使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更加清晰，但他不能歪曲自己头脑中的画面。”(出处同上，第400页)换句话说，歪曲了，即“不真诚”。这两句话，很能映照出奥威尔的内里。的确，作家可以扭曲现实。不仅可以，有时候，还非扭曲不可，只要是为凸显现实故。不然，这扭曲，便是以非为是的实实在在的扭曲，引人堕迷途。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自己头脑中的画面”不等于现实，甚至悖谬于现实时，是要去扭曲现实，而非矫正“自己头脑中的画面”？此处，奥威尔显得无比真诚的话语后面，有这样一层意思：个体思想的自由，凌驾于客观现实之上，甚至凌驾于“真理”之上。个体思想，不管是错是对，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且能自由地真诚地表达出来，便圆满。殊不知，在这种诚与真相剥离的情况下，“情感的真诚”与“思想的自由”失去字面上的意义，成了廉价的符号，越“真诚”就越“不真诚”，越“自由”就越“不自由”。
虚构作家有扭曲和嘲讽现实的权力？非虚构作家有没有呢？奥威尔告诉我们，有！《日记》所映照出的奥威尔非虚构著作中最明显的扭曲之处，编者彼得·戴维森已经指出。1936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奥威尔记述自己路过威根“一条肮脏得令人恐惧的小巷，看见一个女人，很年轻，但极度苍白，一副沾满污泥、精疲力竭的样子。她正跪在一栋房子外的下水道边，拿着一根棍子疏通污水管。在那一刻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那神情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最凄凉的东西。更令我震惊的是，她此刻的所思所想显然和我的一模一样。”后来，这段观察成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一个著名的段落。但是，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奥威尔是在穿梭于威根的列车上看到这个女人的，他甚至还看到了她的年龄与病历，“在反复流产和过度操劳的折磨下，25岁的姑娘看上去却像40岁”。很明显，奥威尔是添油加醋了。这样，的确起到了他所谓的“意义更加清晰”的作用，凸显威根工人阶级贫困的惨烈的现实生活。但这扭曲，绝非必要，《日记》中貌似平淡的描写，已经足够了。
这绝非特例，奥威尔常常这么干！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阿伯特·赫伯特说：“他是一位激情澎湃的偏袒者，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在作品中有意对自己的所见进行恣意的处理。”(《冷战时期的清教和强国政治：奥威尔与历史客观性》，收录于《〈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第84页)我们再比较同写流浪生活且有连续性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和《摘啤酒花日记》，也会发现奥威尔在著作中下的油、盐、味精，未免是多了点。
奥威尔的作品，不管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还普遍存在着另一种扭曲：为获得一种特别的效果，压扁环境或人物，片面化、尖锐化某一特质，让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让人因此易于接受而不必、不能深入探究。如很多人指出其悖谬处的《如此欢乐童年》，又如我们熟知的《一九八四》。奥威尔1942年4月27日的《战时日记》中有一句频频被引用的话：“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偏执狂的手中。”如今，奥威尔是拥有很大的“权力”的，这“权力”亦是因偏执而来。对于奥威尔的这些看法，已经是常谈了，可惜中国读者要么是听不到，要么是听到了亦不入耳。
奥威尔被如此看重，主要是因为《一九八四》精确地预言了极权政治。书中所描述的状况，是很多人曾经遭遇的，现在正在遭遇的，未来仍将遭遇的。事实是这样吗？不是。《一九八四》正确的部分不是奥威尔预言出来的，它早已在那里。刻下，大多数人所处于的最主要的困境绝非《一九八四》所描述的那样，笼罩一切的资本的极权主义，才是人们怎么也逃脱不了的。
《战时日记》中，也有很多奥威尔的政治预测、断言。不必借着历史的“后视之明”，也很容易知道它们错得离谱。1940年6月24日，奥威尔说，如果德国入侵英国失败，英国就会产生一个左翼政府；1940年10月25日，奥威尔说，任何一个欧洲犹太人都认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社会制度比英国的社会制度好；1941年5月18日，奥威尔说：“两年之内我们要么已经被征服，要么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1942年4月18日，奥威尔说：“印度并不想真的要独立，因此也不会独立。”在发出所有这些“宏论”之前的1940年6月8日，奥威尔认为，在过去10年，自己对每一件事情的预测都强过内阁成员。1941年4月13日，奥威尔承认，回首《战时日记》前半部分，“我的很多政治预测都落空了……我看到自己曾经写到过所有的私人广告都会在一年以内从墙上消失。当然，它们，没有消失”———70多年后，它们依旧没有消失，反而壮大到了奥威尔想象不出的程度。上述“预言”，奥威尔系统化后，都写入了战时出版的小册子《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精神》中。这本小册子，其功用之一是：如果你不知道乌托邦是什么，请读它吧。
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失败，并未能阻止奥威尔检讨、反思自己的探索方式哪里出现了问题，一仍其旧，至少就《日记》来看是这样的。说起来，奥威尔是有“预言癖”的。大概，这些预言，都是他的头脑中一幅幅极清晰与真实的画面罢。1941年4月13日，承认预言多失败时，奥威尔以西里尔·康诺利的一句话自慰：“知识分子能看对事件的走向，却看不准事态发展的节奏。他说的真是对极了。”这真是彻头彻尾的矫饰之辞。其实，关于政治预言，奥威尔后来写的一篇文章《詹姆斯·伯厄姆与管理的革命》(1946)里还有一句话，更值得珍视：“政治预言通常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希望心理。”(《政治与文学》，第336页)就奥威尔本人而言，它是无比正确的。
作者：卢德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