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亞信”的重視出乎許多人的意料，而習近平“亞洲的事情要靠亞洲人辦”的表述，則讓外界覺得中國有意推行亞洲版的“門羅主義”。可是，當下以超乎“08奧運”標準的環保措施舉辦APEC會議并力推“亞太自貿區”（FTAAP），似乎又表明中國沒有“盤活”門羅主義的意涵。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些多邊國際機制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這要從中國所處的環境、地位說起。

 

　　二戰后美國憑借自己的超強實力，建立起一套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機制，以此影響盟國乃至全球。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進入新世紀，中國崛起的速度加快，對國際體系的影響日益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這種影響更加明顯。但是，中國領導層不會不知道，中國的綜合實力與美國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而且，這種狀況將持續相當長時期。總體而言，中國還只是一個“有全球影響的地區大國”，能施加外交影響的主要是在周邊地區，雖然其范圍在擴大。這種背景決定了不同領域的中國外交取向：自己擅長的雙邊外交不能放棄，以前較少使用的多邊外交要大力強化。于是，在構建多邊新機制的同時，挖掘現有機制的潛能就擺上了議事日程，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更成為中國利用多邊機制的一大動力，亞信與亞太自貿區就是兩個顯例。

 

　　政治上，中國過去三十年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路線，屬于不結盟外交的范疇，因此，冷戰后中國側重雙邊性質的“伙伴關系”外交，涉及的對象國有58個，其中大部分是“戰略伙伴關系”，并且可以再分為不同層次，如針對巴基斯坦的是“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對俄羅斯是“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與美國是“建設性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日本是“戰略互惠關系”，與印度是“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歐盟、英國是“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與東盟、塔吉克斯坦是“戰略伙伴關系”。伙伴關系的特點是平等、不結盟、不針對不損害第三國，但伙伴之間關系的牢固程度要弱于同盟關系。而同時期在多邊（政治）外交上，柬埔寨案例讓中國熟悉情況并建立信心，推動中國走向東盟地區論壇等多邊機制。這方面最近的案例是2009年成型的金磚國家機制，中國無疑是其中最有力的推手。

 

　　軍事上，同樣基于于不結盟外交原則，中國1960年代后沒有與任何國家組成軍事同盟。近年來一些學者主張中國應該放棄不結盟原則，與一些國家組成聯盟（如蘇聯、韓國、巴基斯坦、柬埔寨），但并沒有被官方接受。目前正式的盟國只有朝鮮一個，但對這個同盟的實際效用有爭議。在沒有同盟國、沒有海外軍事基地的情況下，中國海軍遠距離投送能力雖有明顯提升，但遠距離大規模作戰能力尚待驗證。

 

　　安全上，中國在1990年代提出了新安全觀，并在2009年明確表述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八字，主張既要維護本國安全，又尊重別國安全關切，促進人類共同安全。基于新安全觀，中國逐步涉入多邊安全框架，如1994年開始參加東盟地區論壇，2003年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3-2007年期間主持了六輪朝核問題六方會談。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則是中國參與創建地區安全機構的一次成功嘗試，經過1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成員國經濟政治安全經濟教育等多方面合作的平臺，影響力不斷提升。如果說，上海合作組織主要關注的是中國新疆、中亞等亞歐大陸心臟地帶的安全問題，“亞信”則關注整個亞洲的安全問題，成員還包括埃及等非亞洲國家，觀察員國更包括美國、烏克蘭等非亞洲國家。中國在2014年5月主辦第四次峰會時，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強調安全的共同、綜合、合作與可持續等內涵，針對許多成員國在安全上依賴美國，指出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這似乎可以理解為，隨著綜合實力的提高，中國試圖在尋找新的機制來維護與促進亞洲的安全。鑒于安全問題的敏感性、新建立這方面機制的復雜性，中國選擇亞信這個框架，無疑大大提升了亞信在亞洲地區安全中的角色與分量。